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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关于资产阶级及其历史作用，马克思指出：“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
……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于是，政治革命也就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
[12]
在这里，消灭基于私有制和剥削的全部秩序的革命变革，被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视为社会革命。
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
在1845年2月15日的演说中，恩格斯断言：“但是总有一天无产阶级的力量会强大起来，觉悟会提高起来，他们再也不愿载负着一直压在他们肩上的整个社会大厦的重担，他们会要求更公平地分配社会的负担和权利。
那时，如果人的本性还不改变的话，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13]在谈论其结果将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社会革命时，恩格斯也谈到了它与政治革命的区别。
他说：“社会革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革命，它的矛头不是对着垄断权的所有，而是对着所有权的垄断；社会革命是穷人反对富人的公开的战争。
所有那些过去在历史上的冲突事件中表现得不显著的隐蔽的动力和原因，都会在这个斗争中明显而公开地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斗争无论如何要比以往的一切斗争更尖锐、更残酷。”
[14]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合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许多对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明确区分。
其中最鲜明的表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在这部著作中，在分析政治革命的原因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可以指出：“……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为适应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所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
[15]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根本变革，它是借以解决已经远远走在前面的基本的生产关系与僵死的政治法律体系，也即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
之间的矛盾的手段。
这一解释对于理解资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间的原则区别极为重要：与共产主义革命不同，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社会基础中的根本性变革，不如说是庸俗的政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经济的社会形态框架之内，除了直接产生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个时期之外，不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不断发生使二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不可能的进化性变革。
这些对抗性矛盾仅仅是社会革命的原因，但不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框架内的政变的原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末指出的。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内在地属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但这不能被用来证明这种矛盾只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与人类历史相伴随，但是在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它不具有那种将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的对抗性。
它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确定无疑地昭示出历史进步的进化性。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
[16]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众多论述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奠基人仅仅把那种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取代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革命，视为社会革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导致经济的社会形态内部一个个生产方式更替的那些革命性变革，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属于政治革命。
后来广为流行的对准确区分“政治革命”
和“社会革命”
的忽视，在我们看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于在他们毕生的创作中被理解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革命有关。
这种情况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大地夸大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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