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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调节性理念的引导下行动，并且我们把这一理念当作是普遍有效的；然而，它们的奉行只能被想象为一种无限的过程，这是调节性理念本质的一部分。
对于激进乌托邦所预设的哲学的价值讨论来说，是否所有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并不是一个问题。
就像哲学的价值讨论一样，这一讨论把所有价值假定为真实的价值，并且它们全部都表现出与需要的亲和性。
哲学的价值讨论关心的是，在与具体决策的关系中，在与关乎行动的决策的关系中，在与行动策略的关系中，哪种真实的价值应该被赋予优先性。
换句话说，实践的价值讨论把与价值显示出亲和性的需要排列在一种等级之中。
如果价值讨论把一种价值是否是“真正的”
价值这一问题当作中心，如果对一种需要的承认要依赖于这种需要得到合理性的论证支持，那么这样的讨论就不是民主的。
任何人怎么能够为自己主张一种权利去质疑一种价值是否是“真正的”
？民主的价值讨论的主题不是他人的需要是否应该得到承认，同样，它的主题也不是满足需要的主张是否应该得到承认。
民主价值讨论所关心的是以下内容：“如果我满足了你的需要，那么我就不能满足其他人的；而如果我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么我就不能满足你的。
来吧，我们应该共同思考，我们应该一起探寻真理！
哪种需要——以及哪种与这一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我们觉得更可取？我知道两种需要都应该得到满足，因为那是一种调节性的理念。
但是，此时此地，两种需要不能都满足。
因此，我们要共同决定我们应该选择哪种需要，以及哪种需要更重要，我们要满足它！”
每一个人作为合理性的存在者来参与民主的哲学价值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人们无须声明他们的需要，而是表明与其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
在论证的过程中——但是只有那时——参论者必须把自己的价值从其需要中抽离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在哲学价值讨论中制定出责任原则。
更确切地说，他们必须把自己的价值从自己需要的所有特殊性的事物里抽离出来。
那是他们的义务。
与此同时，在所有价值讨论中，他们同样有权利抽离出一种价值是如何与另一个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更确切地说，有权利抽离出在他人的需要中的所有特殊性的事物。
然而，同时，人不仅仅是合理性的存在者。
从哲学价值讨论的视角来看，他们当然是合理性的存在者，但是他们还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人参与其中。
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人，坚持自己的权利不是他们的义务。
因为对他人需要的满足是激进乌托邦的一种价值理念，而既然这一理想给每个人都施加了一种调节性的理念，那么我们就能预设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可以把调节性的理念理解为构成性的理念。
因此，人们能够预设人之所以赋予一种价值优先权是因为它与他人的需要而不是与自己的需要具有一种亲和性。
这种态度不是哲学的价值讨论的前提，它也不是民主的个性的一部分——它描述的是好人的特征。
然而，毋庸置疑，在间接的（mediated）人类关系中，善——和爱——并不是通常的基本态度。
制度化的哲学价值讨论形式当然适合于这种间接的人类关系。
实际上，不能想象任何社会大多数的人际关系都不是间接的。
人们通过他们具体的个性被牵涉到非间接的（ued）人类交往中：他们不是作为纯粹合理性的人，而往往并且必然作为个性的整体而牵涉其中。
因此在这种情境中，人既不能抽离出他们自己的也不能抽离出他人的个体性。
这种个体性始终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即使在与人的类的自觉的关系中，它也包含着个体特性以及个体观点的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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