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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
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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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的社会分工历史产生的基础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这种分离与最早形态的剥削和阶级社会的形成,即“亚细亚生产方式”
的形成必然重合。
在阶级社会的框架之下,劳动分工的发展与涉及的活动分支的社会等级的出现和发展相重合,就社会总产品的分配而言,劳动分工的发展与参与决定社会共同事务的可能性的出现和发展、与社会声望的出现和发展等等相重合。
马克思认为,“消灭旧分工”
(《资本论》第1卷,488页),即消灭“自然形成的”
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变革的根本目标。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历史性地克服异化的最本质的方面之一。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中废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消灭专业化。
马克思预设,现代工业生产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后,不再要求个人穷其一生局限在社会分工的一个分支之内活动;相反,个人经常性地改变活动形式(在社会对诸个人的总体、对个人之间的比例进行调整的框架内)将成为新基础之上的一般规则。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正是立足于(至少在他的晚期著作中)他关于技术进步前景的明确预设。
也就是说,他设想机器工业以与日俱增的速度把一切类型的复杂劳动化简为简单劳动,最终化简为“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
,从而使废除专业化获得技术可信性和社会可欲性(见《资本论》第1卷,420、484等页。
译者注:引号中的文字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533页,这一句如按照英文直译则为“为数不多的人的基本运动形式”
)。
事实上,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趋势是真实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马克思的时代,而且在我们这个世纪初叶——在某些产业分支甚至今天依然如此——以泰勒制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消除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从而消除异化)与消灭专业化之间并无必然的相互联系(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二者分开,例如在《资本论》中)。
以上分析已经说明,消除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意味着转变劳动过程的特性以及在不同生产(就广义而言)分支之间分配个人的社会机制的特性,而这并不直接涉及如下问题:个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不是作为单个人的个案,而是作为社会规则——改变和更换他们的生产活动的形式和类型。
这种观点似乎得到这一事实的支持:在《大纲》中,马克思也详尽讨论了消除“旧”
社会分工、消除异化和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等等,但是与《资本论》相反,马克思没有提到消除专业化(就上文中的含义而言);他的思想轨迹似乎偶然地与预设发生矛盾。
很可能是这样:《资本论》与《大纲》之间的差异涉及这一事实——马克思在这两部著作中就未来技术发展前进、就一般的生产发展采用了截然不同的预设(这个差异可以通过对比清楚地发现。
例如,依据《资本论》,在“自动工厂”
里只有“在数量上微不足道的一群人”
照看和修理所有机器(《资本论》第1卷,420页);而在《大纲》中,“工厂的自动体系”
是通过这一事实刻画的——工人通常“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
(《大纲》,705页))。
澄清这两种理解的相互关系迄今仍是未完成的任务。
无论如何,在最近出版的一部马克思写于1861至1863年的手稿(《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仅以俄文译本出版)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清楚的迹象:从《大纲》到《资本论》之间存在一个概念的渐变过程(见《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载《科学技术史问题》,第25期,45、67页,1968)。
在后来的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自然形成的劳动分工、私有制和异化这三者的相互关系和相同之处。
在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所有制形式时,马克思得出结论:从家庭和家族内部的“自然的”
劳动分工向传统的、世袭的“自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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