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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贫困》，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4卷，123页）进一步说，社会关系变成对象化的和制度化的，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活的统一体”
，或者称之为“结构”
。
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关系具备客观的不可还原的存在性。
个人对这些他们的对象化的客观的存在条件的控制越少，这些条件就越成为施加于个人的自主力量，越表现为社会生活和历史中的真正主体。
只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标志着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类型（即异化）的历史事实，一个必须在实践中否定和克服的事实；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这却成了隐藏在全部历史中的真理（作为一个“没有作者的剧场”
——参考上文所引著作，177页），只能通过科学（理论的实践）建立和揭示。
马克思认为，消除这些条件和关系的异化特性的可能性——至少是理论上的可能性——基于以下事实：这种异化（社会关系脱离所涉及的个体）从来不是彻底的，从来不能消除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从来不能把社会个体还原为既定的生产关系系统中的单纯的“位置”
和“功能”
（对比阿尔都塞在上文所引文献第156页的论述），“生产力和社会关系”
归根结底只是“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
（《大纲》，706页）。
[141]这是理解马克思对希腊古典时代（“正常的儿童”
）的历史角色的论述的关键。
在希腊历史发展的一个短暂时期，出现了这种可能性：一个确定的规模较大的个人群体（“自由民”
）在他们的社会和活动中以一种比较自由和和谐的方式拥有了他们自己的社会整体历史地创造的人类本质力量和社会文化能力（见《大纲》，110页）。
恩格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论述指出了类似的历史现象（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页，纽约，国际出版社，1940）。
[142]《德意志意识形态》，24页，国际出版社。
——对比后来的一段论述：“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
（《大纲》，197页）
[143]“……只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时期，商品才成为财富的基本的原素形式，异化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58页，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0。
译者注：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这段文字出现在第13卷第48页，其中“异化”
一词作“转移”
）
[144]《剩余价值理论》，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EW版，第26卷，第3册，270、273页。
[145]《大纲》，585页。
更具体的论述：“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客观地）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
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了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媒介，——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实行预付，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各个劳动部门的同时并存。
……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表现为不同工人之间的媒介。”
（同上书，701页）以及：“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事情，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
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劳动过程了。
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
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
（同上书，6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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