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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致产生误解，应当记住，恩格斯不但是第二国际关于马克思是历史唯物论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解释的发明人，而且也是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第三国际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基础的观点的首倡者。
因为恩格斯在把马克思赞颂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而把自己说成是第二小提琴手，甚至是把马克思的创作普及化的通俗演奏家的同时，在他同杜林的论战中大胆地卷入一般哲学争论（和颇为自负的一般哲学判断），而在一些死后才发表的手稿中，例如在《自然辩证法》中，开始建立自己的辩证的自然哲学。
众所周知，这里说的并不是一些偶尔写下的批注，而是多年的劳动成果，恩格斯本人对这一工作也赋予很重要的意义。
难以避免的结论是：恩格斯之所以开始这一工作，是因为在他看来，在这方面，马克思那里留有哲学空白，需要填补。
因此可以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几人除外）在其对马克思的解释中抄袭了恩格斯的明确的评价，而普列汉诺夫、列宁和第三国际则采用了恩格斯通过他的理论尝试表达出来的蕴含的解释，并试图实现恩格斯未完成的哲学设想。
然而，这里首先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历险，而是这一理论作为对马克思的解释和作为对历史本质问题的回答的价值。
“狭义的”
、“庸俗的”
或“教条主义”
类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经济因素在历史中占绝对统治的理论（“经济决定论”
）。
对这一理论，首先是恩格斯，接着是马克思的其他解释者作了令人信服的批判。
因此我们对它不必考虑。
“广义”
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我们在恩格斯和其他著名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看到的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是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因素在一定历史时期最为强大，因此只是在“归根结底”
的意义上开辟道路。
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著名书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切因素间（在这之前提到‘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因素——作者注）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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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广义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确切一点说，对于它想要成为马克思的一般历史理论（同时也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般历史理论）的奢望，我在以前的一些著作中已多次批判过。
[6]在那些著作中，我本人试图指出历史唯物论不是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一般理论，而是他对阶级社会自我异化的人（作为“经济动物”
的人）的批判，也就是他关于自我异化的人类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史前史”
）的批判理论。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人作为人并不必定是“经济动物”
，相反，那只是阶级社会自我异化的人（他正是因为停留在经济动物的水准上而成为自我异化的人）。
人作为人在本质上并不必定在外部相互作用方面分裂为几个相互对立的领域，因此，甚至“经济领域”
也并不必然“归根到底”
是历史的决定因素。
相反，只要人的历史（至少在最根本意义上）还由它的某一领域决定，那么我们就还始终处于史前史阶段，处在作为人的自由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真正人类历史的门口。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人是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而真正的人的历史只有在人开始自由地创造与实现自身与自己的属人世界时才能开始。
我提到自己早年的著作中更为详细论述和说明了对马克思的这一解释，决不是想把这一解释完全归功于自己。
当时南斯拉夫（和非南斯拉夫）的许多其他哲学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思想作为实践哲学的解释。
在这一概念范围内，详细探讨了人的自由、创造性、异化、消除异化等问题。
对这一切我不想在这里加以重复。
直到今天，无论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世界上，对马克思的这一解释并没有获得新的理解，并没有突破不清楚和讨论不够的局面。
一些解释者认为对于作为实践存在物的人的分析可以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作为它的丰富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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