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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我们称之为“实用的”
倾向——导致了从其总体性上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这种总体性遍及各种解释的不同观点之中，表现在开放的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方面，即历史的含义决定了向马克思的每一步接近，不论是赞成他还是反对他。
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一种恰当而更为彻底的解释（或“捍卫”
）常常是一个真诚努力的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但是，在他们的理智努力中，这些解释并没有越雷池半步。
在各种想要逾越它的努力面前，这种限制就像一堵不可逾越的墙拔地而起，正如马克思实际上以同样方式曾经做过的那样。
由于这种限制不再是一种哲学的、理智的或理论的限制，而是一种时代的、历史的、实践的限制，在它的彼岸便出现了关于一个全新的、根本不同的世界。
因此，不论这种努力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论它是由何种意志或利益激发的，都将撞击这堵“不可逾越的墙”
，并回到那种本身就以其各种形式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单一立场的观点之上，我们称这种观点为实证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只能有一种根本的、理智的和实际存在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或实证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基础、立场和视野在于，世界有可能变得不同于现在和过去[3]，即在于辩证地否定现有事物是终极事物。
而实证主义的观点则仍然是对过去和现在之一定的、现存的、实际的基本预设，即证明现有事物就是真实事物和可能事物本身。
实证主义可能表现为几种不同形式，而又并不因此失去其本质，即使其表现形式乍一看常常欺骗了人们，并掩盖了它们的本质。
例如，实证主义可以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经济主义、专家治国论、政治主义、官僚主义、科学主义（即纯科学性）、结构主义、有机论、生物论、新实证论、语义学、现象学、价值论、规范伦理学、数理逻辑或符号逻辑、本体论、社会学、人类学、道德主义、形而上学、经验主义、神秘的直觉主义、实用主义、人类行为学、（辩证的）解释学、社会理论，等等。
可以说，全部西欧哲学和关于存在与思维、存在与活动、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传统逐渐导致了形而上学的世界意象，在其基础之上，理论和实践、思想和行动本质上是分离的。
这一结果甚至是由于作为这一过程实际终点的绝对精神造成的：黑格尔的辩证—形而上学思想本身就表明了哲学作为哲学的最终可能性，即哲学作为全部现存或以往的理论与绝对科学的可能性。
如果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谴责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或只是一种表面的批判的话，那么这种批判从一开始就已经表明了对迄今全部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批判。
这种哲学以一种（在历史上和人道上）完全中立的科学性的形式对哲学进行了理论清算和实践清算。
因此，在最低的科学水平上，这次所重复的只能是这样一个古老的、根本的形而上学问题：什么是存在？怎样存在？为什么存在？——尽管黑格尔，因而尤其是马克思也以一种根本的方式提出过这个超越了形而上学—物化领域的问题：是否能够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不同于现在和过去的那种存在？这是一个产生于现实的人类世界、其活动的历史范围、其意义和目的的可能性（它意味着未来世界）的问题，与此相关，马克思非常迫切地提出了哲学作为哲学的可能性问题。
但是现在，人们却不再从一种理论的立场上或在理论的领域内提出这一问题了，因为这只能在（实证上可确定或已确定的）存在领域内寻求“对象”
。
理论努力想要确定的是存在的本质，但又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这种本质被认为是某种确定的和既定的实证性的东西（因而只代表形而上学实体的残余派生物），那么它就不可能被把握。
因为只有在那种尚不存在，即尚未形成但却可能的观点看来，这种本质才是看得见的、可理解的。
只有在人的积极行动中，这种本质才表现为某种真实的东西（表现为对象的客观性）；这种本质本身及其“现成的”
对象，来源于人对人类世界占有的历史—实践过程（因而来源于这个世界），来源于人在其中也成为人化自然的人这一过程。
“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
[4]
似乎只有科学（即作为科学的科学）才能提出其自身论题的对象性这种问题，亦即在什么基础上这一问题才是可能的（这个问题还包括了基础本身的可能性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中，它不可能停留在（科学的）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理论关系和认识关系的界限内。
因此，只有哲学（作为理论）才能通过自身或在自身的哲学领域之内提出其自身的可能性问题。
它不可能使自身成为可能，因为这样它就应该是其自身的存在（作为绝对）——这意味着它通过某种还不是哲学或不再是哲学的东西成为可能。
这种使哲学成为可能而又不是自身的存在，必然会在现存的实在或尚不存在的实在中找到。
但是，由于哲学揭示的是科学—理论的意识（和知识）及其自身的客观性视野，探讨的是存在和作为一定客体的存在的本质，因此，科学—理论的观点就不可能同时又是哲学的观点。
反之亦然。
由于这一原因，哲学的可能性（存在）问题就不可能从现存的实证性出发来提出，即不可能从已有的观点出发来提出。
相反，这种可能性只能在哲学的根源被发现的地方，即尚不存在和尚未形成的事物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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