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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即使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历史—理智结果的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也必须在先验论的水平上予以考察。
从康德到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他们中间的最后一位把哲学事业引入了一种封闭的体系），使得哲学在其自身领域内真的变成问题了。
这正是马克思不仅看到而且超越了过去思想的要点和界限——马克思从哲学既作为哲学，又作为其对象这种观点出发，已经认识到了哲学的延伸（和可能性）。
只有在这种方式中，哲学及其（理论的）局限本身才能在其本质中，在哲学领域及其局限真正被历史地、理智地超越之后，在与黑格尔关于有限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涉及哲学的可能对象，而且涉及哲学本身[5]）的辩证决定的吻合中，得到显现。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从一种新的历史观即哲学的实现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才能提出哲学作为哲学，因而也是他自己的哲学的可能性（亦即存在）问题。
这就是历史的实践的观点。
[6]
现在，我们已经更接近于我们的问题的答案，即什么是马克思的哲学。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问题不仅要求回答哲学是什么（或作为哲学它曾经是什么）的问题，还要求回答它不再是什么的问题——而且是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来回答。
只要哲学没有被当作一种根本的实践观，即没有被当作一种有意义的、人道的、历史的实践（这种实践本身只有在未来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哲学就仍然是它现在是、曾经是的那种东西（它已经由于这种说明，即它的本质的、唯一的空时领域就是现在和过去而引起）。
因此，只有在那种尚不存在的，因而根本不是那种在旧的（资产阶级）世界的结构中、前提下和框架内已经存在的事物的真正可能性实际而有意义地发生时，哲学的真正可能性才能展现自身。
在表述这一划时代的思想时，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整个当代历史正在前进，正在发展为某种不同于现在，但在目前和过去又意识到它本身代表了未来的事物——然而，马克思在这个意义上永远都是一个哲学家，尽管他的哲学思想（他的预言）还未实现。
但是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对未来的积极预言，因为他所说的并不是那种在思想中先于实践和历史而发生的未来。
这一思想已经根据实践哲学的观点，即根本改变现存世界的观点得到了阐述。
正是在此，其直接的现实意义（它指向并参与了对现实的批判）和真正的历史——当代意义被发现了。
这一思想是当代的还因为，只有在它本身为其自己的观点（即社会主义观点）而努力的时候的范围内，它代表了对现实（这种现实作为真正的或合理的现实是可能的）唯一积极的思想支持。
历史的领域，真正的新生事物和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于，哲学作为真正的人类世界之可能的合理性（人性）的实现——这种合理性是未来在现在就起作用的世界的合理性，是一种通过历史的发展将自身显现为积极的、有意义的、被证明了的世界和历史的起源与基础的合理性，即这种先于所予和直接真实的必然性的可能性，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真实的。
而且，这不过是对作为现在并不存在的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可能性的自由的证明，因为这只能是一种使可能成为某种现实的自由。
马克思通过下列论述明确强调（哲学）思维的这种预见作用：“而要抛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们必须把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把意识到超越历史运动看作是现实的进步。”
[7]
此外，历史（历史性）的概念还具有一种根本不同的、全新的意义，由于这种意义，它不同于关于事件、事变和个体（而且它们在本质上总是相同的）之历史演变的传统概念，这种传统概念只能在其纯粹的空间存在和时间（这种时间在以现在为终点的纯抽象的历史表象下，被认为是一种**裸的延续）存在的真实性的基础上，才能证明它们的“历史性”
。
在对历史事件本质的深刻洞见之中，谢林已经指出了这种抽象的存在（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指出了其历史的不可能性，这种被历史地认为是不可能的存在甚至不能真正地被思考，因为在这种情况中，（科学的）思想可能和其他对象一样，具有纯粹的无形性：
当然，正像一切时代的绝大部分人一样，许多事件确实从来都没有在真正包含历史的世界中存在过。
因为，人们仅仅把自己当作物质的原因，用物质的结果使自己万古长存，既然不足以作为对后世的留念，那么，人们若不亲自成为创造新的未来的原因，而是成为纯粹理智的产物或纯粹的中间环节，作为单纯的媒介，把过去获得的文化传诸后世，也同样不会存在于历史中。
因此任何个人的意识确实只是建立起了迄今仍有影响的业绩，而这也正是过去在历史上存在过、现在又包含到历史里的唯一的东西。
[8]
在这一经典段落中，历史的本质和意义是根据未来而发现和决定的，这种未来不仅向我们说明了作为一种新的未来之“原因”
的过去，而且说明了这种过去今天仍以一种文化遗产（如果这种遗产是我们的，即如果我们为之而奋斗并更新它，那么它就只能以这种形式成为历史的存在）的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活生生的和有意义的[9]——这段话和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形式、人类世界与人自身的决定因素的论述是一致的。
各种决定论、宿命论、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所以在此终结，是因为人以这种方式在作为未来的历史性的范围内创造了其自身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在谢林的观点中发现这一点——或者是人自身的历史，或者就不是。
如果人自身不再从事生产、实现自身的历史，即如果历史变化的这种本质的、唯一人道的可能发生在人自我异化的前提下，以一种“人与人分离”
（马克思语）的形式，作为一种异己的、外在的、超验的和敌对的力量进入历史，那它就不是人自身的历史。
但是，如果人自身就是“新的未来的原因”
，他就不会承认这种积极的（它本身尚不是历史的）观点，相反却通过对这种纯粹否定性的积极的——精神的否定而抛弃了它，这种否定代表了一条回溯而平坦的道路以及历史空间在真正的人类时间（在这种时间中，有限和无限都融于人类的活动中了）里的扩张——与此同时，开始了人铲除异化的过程，即人向其自身、向作为自由与可能的存在回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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