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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877年10月发表在《祖国纪事》上的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先生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中，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理解和解释，特别是把马克思在分析欧洲社会（尤其是英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时所得出的结论不加分析、不加限定地推广到所有的国家中。
马克思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信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对米海洛夫斯基的这一错误见解提出了如下的批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68]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演化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同历史环境中的相似的事件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的这封信虽然没有寄出，但充分表明了他希望自己的批评者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强烈的愿望。
所以，当《资本论》的另一位俄国的批评者伊·伊·考夫曼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载《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中准确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后，马克思在写于1873年1月的《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不仅引证了考夫曼的一长段话，而且很高兴地加以肯定。
[69]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渴望来自批评者的正确理解呀！
如果说，那些不学无术的批评家常使马克思感到厌烦的话，那么，来自马克思的追随者那里的误解却使马克思感到更加恼火。
例如，当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领导的爱森纳赫派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与哈森克莱维尔和哈赛尔曼领导的拉萨尔派联合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并起草了充满错误的《哥达纲领》以后，马克思立即起草了《哥达纲领批判》（1875），对《哥达纲领》中误解自己学说之处作出了彻底的批判和澄清，并且写道：“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70]马克思逝世后，这一斗争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身上。
恩格斯在1890年8月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谈到许多大学生涌入德国党内，从而造成了种种混乱时，不无遗憾地写道：“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
[71]从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难道我们还倾听不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紧迫呼声吗？
其次，重新理解马克思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手稿和遗稿的不断发现，理论界必然会提出来的客观吁求。
人所共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去世后，人们主要是通过下列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7～1878）、《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1883年，补充于1885～1886年，全文发表于1925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1895）、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卡尔·马克思》（1915）、《国家与革命》（1918）、《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1920）、《论战斗的唯物主义》（1922）、《哲学笔记》（写于1895～1916年，全文出版于1930年）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等来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尤其是他的哲学思想的。
事实上，当时苏联出版的马克思哲学的教科书主要是在这些著作的基础上来塑造马克思的理论形象的。
然而，随着马克思的手稿和遗稿的重新发现、整理与出版，在马克思的研究者眼前仿佛突然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论宝库。
在所有这些手稿和遗稿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下面这些论著。
一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完成于1843年，直到1927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用原文发表。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揭示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尤其是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特征，阐明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实关系，开始了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
但迄今为止，这部手稿还未引起研究者们的普遍重视。
在这方面独具慧眼的是意大利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
正如他的学生科莱蒂所指出的：“对于德拉·沃尔佩来说，马克思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一个中心的出发点。”
[72]德拉·沃尔佩之所以把这部著作看作是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入手处，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新的哲学方法正是在这部手稿中最先确立起来的。
为此，他把马克思的这部手稿看作“最重要的文本”
。
这虽然有过甚其词之嫌，但却启发我们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与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此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德、法、伦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问题愈益上升为重大的问题，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必将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打开一个新的视域。
二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这部手稿写于1844年4～8月，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一部分第3卷上。
在这部手稿中，既有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和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又有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和对《精神现象学》的积极成果的总结。
应该指出，东方世界对这部手稿的反应是十分迟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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