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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到1956年才出版这部手稿的俄译本；中国直到1979年才出版刘丕坤的中文全译本，在参考刘译本的基础上，中央马列编译局于同年出版了收有这部手稿的中文修订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这部手稿才引起中国理论界的普遍重视，而在西方世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无论是属于新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新弗洛伊德主义派别的，还是属于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新实证主义派别的，几乎都争先恐后地发表对这部手稿的见解。
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把《手稿》的发表看作是“马克思的第二次降生”
，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1932）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宣布：“马克思在1844年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和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上。”
[73]在他看来，《手稿》的面世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事实上，正是手稿的面世引发了关于“两个马克思”
（即“青年马克思”
和“老年马克思”
）的持久的争论。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国内理论界已经作了大量的介绍，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即把“青年马克思”
与“老年马克思”
对立起来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
现在，当我们站在新的时代的高度上来重新理解马克思时，当然既不能撇开《手稿》这部重要的作品，也不能回避这场迄今为止尚未平息的世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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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部著作写于1845～1846年，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于1932年用原文出版。
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形形色色的德国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透彻的批判，而且在于马克思对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作了初步的、比较系统的表述。
应该指出，在其重要性上，这部著作一点也不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逊色，它的某些章节，特别是第一卷的第一章，即批判费尔巴哈部分的许多论述，显示出马克思更为宽广的思想视野和精辟的理论见解。
然而，如果说研究者们给了《手稿》以过多的关注的话，那么也完全可以说，他们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不应有的漠视。
确实，当《手稿》处于舞台中心的时候，《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不会引人注目的。
然而，正像历史上的任何一部重要的著作一样，即使它的光芒可以被遮蔽于一时，也不可能长时期地被埋没下去。
事实上，就在这部著作面世的第二年，奥地利学者威廉·赖希就出版了《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心理学》一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这部手稿中的观点，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来源和实质作了透辟的分析。
三十多年后，阿尔都塞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出了更高的评价。
他在《自我批评材料》（1970）中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根本没有谈到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三个概念，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出现的新的理论体系却正是建筑在这三个新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这个新体系的出现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起开始了一次新的调整。”
[75]按照阿尔都塞的看法，《德意志意识形态》乃是成熟的马克思同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决裂的最重要的代表作，从而也是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发展的整个思路历程的关键之作。
我们有幸看到，在这部手稿发表以来，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意识形态问题都引起了理论界的越来越多的重视。
四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这部手稿是由七篇材料构成的，它们是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准备材料。
这些材料马克思生前都没有发表过，直到1939年和1941年，它们才以原文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学术界简称其为《大纲》。
《大纲》直到1953年在德国再度出版时，才引起研究者们的普遍重视。
它的第一个完整的英文本出版于1973年，中文版出版于1979年。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纲》的重要性不是在经济学方面，而是在哲学方面，尤其表现在马克思对自然、物质、社会存在、社会形态、方法论等一系列哲学问题的论述上。
因此，它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特别具有吸引力是理所当然的。
阿尔弗莱德·施密特在其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导论中明确表示，自己的论文主要是在参考《大纲》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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