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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把历史描绘为一幕朝着自由的实现而前进的辩证过程，而那据称在他当时的西方文明中在某种程度上是已经完成了的。
在这一历程中，各个民族一一走上舞台，每一个都对终极的目的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也把历史认为在朝着一种在道德上是可愿望的目标而前进着的辩证历程，即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事实上才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尽管他把达到那种幸福的事情状态放在了不太遥远的未来而不是放在现在。
而历史戏剧中的主要演员，在他看来却不是民族或国家而是经济上的各个阶级；虽则在这里每个阶级又是要做出自己的特殊贡献的。
按这种解说，马克思就在很大程度上被当成是他那时代的产物，他受到了当时要“使历史有意义”
那种驱策的鼓舞，并为我们已考察过的那种造成了思辨哲学的伦理成见所支配着。
我希望已经表明，它并不完全是一种虚假的学说；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他的前人之间有着一种真正的连续性。
然而如果把它认为是对于这个题目的某种完整的叙述，那就要把人引入歧途了。
因为如果说马克思无疑地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是黑格尔的后继者之一，那么他同样地也和另一种大为不同的思想传统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我指的是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科学传统，它在实际的事物方面由边沁派所代表，在理论领域则由孔德和实证主义者所代表。
马克思本人对这两个集团都只有蔑视，但是我们却不应该让这一点掩蔽了他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不说他有负于他们）。
像孔德一样，他希望把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这对于他也就意味着，要从神秘和形而上学以外的角度来解释历史现象。
而他之热中于这样做，是因为他也像边沁一样，是浓厚地渲染上了一种要求实际改革的热情，这体现在他那有名的论断里（而它却轻易地遗漏了边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些考虑就提示了另一种观察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方式。
我们不是把它看成为又一种思辨类型的哲学，企图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寻找出统一性和可理解性来；而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历史解说的理论，只关心着对于特殊局势的阐明。
根据这种看法，它就可以说是对历史学家提供了处理他们被要求加以解释的任何历史事件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当作马克思是在这样说：“要理解历史上的任何变化过程，就要着眼于发生那些变化的经济背景，并用我的理论所提供的各种概念去分析那个背景。
历史过程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成为可理解的，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你才能触及根本问题。”
对这一理论的这种解说，肯定是符合马克思本人对它的态度的。
他那压倒一切的兴趣乃是实践的；他需要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为了它那思辨的内容，倒远不如说是为了它那预言的性质。
他想要从当代历史事件的荆棘之中寻找他的出路，不是要使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只是要使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在比较近期的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能有意义。
这个理论对于从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的近代欧洲的历史时期能够有用，对他来说，要比它可能难以适用于遥远的时期和民族，更加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假如有任何人表明，它不能适用于某个这类遥远的时期，那么身上有着强烈的思辨痕迹的马克思肯定会感到恼怒；但是他却会照样宽宏大度地接受这一点，只要他的理论对于最近历史的有效性没受到挑战。
还可以补充说，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所表现出的兴趣，也是和这个理论之用来作为特殊历史局势的解说相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剂炮制经验假说的处方。
不像他的前人，马克思所弄出的一些东西（据它的作者声明）是可以在实际的历史学著作中拿来应用的；而且这类声明显然并不全都是虚假的，因此，一般历史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不管对它那最终的可行性采取什么看法——就与他们对于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那些作家的相应态度大为不同；其原因就在于马克思的理论具有这一经验的方面，而其他作家们的却没有。
我们现在必须问，我们可能期待着哲学家们对于马克思的见解的真实性或虚伪性投射出什么样的光明？他们能够对它作出某些有用的评论，这一点我并不想否认。
因为，根据我们已经提出的解说，马克思毕竟是在声明向历史学家们作出了一种深思熟虑的劝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论不同于其他同类一般性的见解的（例如，其他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的）就在于它有着“科学的”
基础。
而这种科学的基础肯定是值得进行哲学探索的，因为其中所包括的那些命题的确切性质还是一点都不清楚的。
作为一种说明，让我们简略地考虑一下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的辩证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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