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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把马克思是否对文化进行归纳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个人认为，在马克思确切的历史著作中，他是完全站在经济简化论者的对立面的）。
基本事实仍然是：对任何社会、任何历史发展时期的分析，必须以对它的生产方式的分析为起点，即（1）对“人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
（马克思语）技术—经济形式的分析，它指的是人们用劳动来适应和改造自然的途径；（2）对劳动加以疏通、调配和分派的社会安排的分析。
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如此。
如果我们想了解20世纪晚期英国或意大利的一切，我们肯定要以生产方式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发生的巨大转变为起点。
至于最原始的社会、血缘组织及观念体系（血缘组织是众多观念体系的一个方面），将取决于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采集食物经济还是生产食物的经济。
如像沃尔夫指出的那样，在采集食物经济中，对任何有能力获取资源的人来说，资源是可以随意使用的，而在生产食物经济（农业或畜牧业经济）中，这些资源的使用则受到了限制。
我们不仅要对此时此地的状况作出阐述，对几代人的情况，也该作出解释。
尽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在阐释一整套分析重点时起着关键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观仍面临着其他更加严厉的批评。
因为马克思不仅认为，生产方式是基本的、上层建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由它所引起的“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差别”
（即社会生产关系），他还认为，社会物质生产力具有向前发展的必然的进步趋势，因此，它将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及其相对固定的上层建筑的表述发生矛盾，并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让步。
就像G.A.科恩指出的那样，从广义上看，这种进步趋势是技术性的。
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这样一种趋势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世界历史中，实际上，它已无可置疑地一直存在到了今天。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趋势显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尽管我们可以对许多例没有显示这一趋势的社会以及对似乎停留在某一点上的社会进行辩解，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可以很好地假定一种从采集食物发展到生产食物的一般趋势（在这里，这种趋势不会因生态原因而变得不可能或不必要），但我们却不能对近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也作这样的假定，因为从一个——也仅仅是一个——地区发展起来的技术和工业化已主宰了整个世界。
这好像是陷入了一种《第22条军规》[6]的处境。
要么不存在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趋势，或者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越出了一定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在没有这样一种基本参照物的情况下，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解释，而历史唯物主义观充其量只能被用来解释特殊案例。
顺便说一句，放弃“人总是不断地追求对自然控制”
的观点，既不切实际，还会造成巨大的历史复杂性以及其他方面的混乱。
要么就是存在这样一般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这个趋势没有普遍发生作用，或者为什么在许多情况下，这个趋势明显被有效地遏制住了。
看上去是社会结构的效力、惯性和某些其他力量以及物质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才会阻碍物质基础的运动。
我认为，有无上述发展的一般趋势，对于作为阐释世界的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来说，并没有产生难以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本人远不是一名单线发展论者，他对为什么某些社会从古典古代历经封建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一种解释，同样也对为什么其他社会（马克思粗略地把一大批这样的社会划入到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过渡提出了一种解释。
但是，有无上述发展的一般趋势，对作为改变世界的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观来说，却产生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论点的核心是，由于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或肯定会发展到——与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外壳”
无法相容的地步，革命必然要发生。
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在其他社会中，并没有物质力量在不断增长的趋势，或者说它们的增长得到了控制、受到了牵制，或者按1859年“导言”
的说法，是社会组织及上层建筑的力量阻止了革命的爆发，那么，为什么同样的情形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呢？详尽剖析一个更加朴素的历史案例以说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性——也许是必然性——当然很有可能，甚至相当容易。
但如果这样做，我们将会失去对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包括我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两样东西：（1）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迄今为止所有历史进化的逻辑终结的观念；（2）它标明“史前期”
已终结的观念，它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会成为一个“对抗性”
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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