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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创造它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确立了交换、分配和消费的方式，这给了资本一个善的、自我中介的无限体系的形式，其中所有的规定性都是内在关联的条件，而非外在的限制。
马克思通过对蒲鲁东主义的信用改革计划的批判，从而在《大纲》的开头部分建立了生产体系的内在关联的条件，而蒲鲁东的片面的方法是从组成一个体系的内在关联的整体性中抽象出来的。
《大纲》的资本章的导论部分从黑格尔的概念框架出发，而这后来又在货币章中得到了证明。
为了从这些杂乱无章的概念研究中获得意义，在术语的森林中专门来考察一下争论的树木还是很重要的。
尤西达在《马克思的大纲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书中，通过比较马克思对一些特殊概念的使用以及它们在《逻辑学》中的用法把《大纲》和《逻辑学》这两本著作联系了起来。
然而，他基本上没有揭示出黑格尔和马克思两人如何展开讨论的一般方式。
因为《大纲》和《逻辑学》两本书在术语和概念的使用上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那两个突出的概念即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就成为了解释他们的理论发展和逻辑的核心概念了。
一个像货币或者量这样的概念或范畴，或者像资本或者度这样的概念或范畴正是处在要求发展的关键点上，尤其是当它要详细说明那些无法返回来解释自身的无穷的具体事例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解释不成功了就得要求一个新的范畴形式。
同样，在这两部著作中，如要完全解释它自身的条件和发展，就要使用一个令人满意的概念。
一个被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使用的不断发展的争论过程带来的启示是，争论双方的概念和水平根本不是彼此外在的。
正如史密斯所看到的那样，黑格尔主义对实在的解释是“过于武断的”
。
因此，当黑格尔的《逻辑学》把实在设想为一系列自我中介的思想的时候，这种观点把实在表达为被设定在自身的开放范畴之内的存在。
同样，一个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复杂世界也不可能排斥掉特殊的自由行动。
与此类似，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与资本的自我再生产概念同样包含着商品和交换价值概念的更为简单的规定性。
尤西达看到，在《大纲》的货币章与《逻辑学》中关于存在的章节之间有某种联系，而《大纲》的资本章与《逻辑学》中关于本质的章节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这些联系并没有排除这两部著作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上的整体上的相似性，而这两部著作从被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善的无限性所表现出来的完全自我中介的广泛的范畴解释中获得其意义。
当然，马克思认为，一种商品的确定有赖于它和另外的商品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理解让我们想起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定在概念。
而且，马克思对流通的解释也确实让我们联想到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存在”
的章节中对这种循环展开并成其所是的节奏的论述。
马克思在《大纲》中对资本的解释也同样让我们想起黑格尔在解释本质的时候关于假象和表象的论述。
在商品和货币的简单流通中，货币和商品表现为互不相干的两种现象，在这里，表象的过程还没有得到解释。
尤西达十分正确地看出了马克思对资本的不断自我再生产的性质的解释与黑格尔对本质的解释之间所具有的逻辑上的近似。
资本的形式隐藏在它的变化多端的表象后面，但却是这些表象的基础。
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政治经济学表达了本质的逻辑，因为它是一个由互为因果的不同部分所构成的整体。
《大纲》中的货币章同样也是对黑格尔本质逻辑的回应；商品是通过无数不同使用价值而彼此规定的；货币是无数交换价值的量的尺度，而交换价值正是通过“变成”
货币这样一个现象上的转变才能得到表达。
与此相似，资本章的的确确是对黑格尔《逻辑学》中对本质的解释的一种回应。
尤西达非常正确地发现了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解释其实表达了黑格尔的现象背后的本质这个概念。
发达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些部分非常恰当地互为因果。
尽管如此，《大纲》中马克思对货币和资本的解释的力量的核心本质上却是矛盾的，这表现在它既是货币流通的恶的无限，然而却又是类似于善的、最终被资本的自我再生产体系所表达的有缺陷的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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