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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主义具有一个吸引人的特点：它不是在科学与伪科学之间提出一种截然分明的区别，而是提出一个从概率低的差理论到概率高的好理论的连续的尺度。
但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卡尔·波普尔于1934年论证道，在任何特定数量的证据下，所有理论，无论是科学的理论还是伪科学的理论，其数学概率都等于零。
如果波普尔是正确的，那么，科学理论不仅是同样不可证明的，而且是同样可望而不可即的。
这就需要一个新的分界标准，波普尔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分界标准。
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丝毫有利于它的证据，也可能是科学的；而即使所有的现有证据都支持一个理论，它也可能是伪科学的。
也就是说，确定一个理论的科学性质或非科学性质可不依靠事实。
假如人们事先就能规定出一项能够证伪理论的判决性实验（或观察），那么该理论便是“科学的”
；假如人们拒绝规定这样的一种“潜在证伪者”
，该理论便是伪科学的。
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区分科学的理论和伪科学的理论，而是区分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方法了。
波普尔论者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准备规定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一旦被发现，就会使他们放弃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
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伪科学。
有什么可能事件将使马克思主义者放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总是有趣的。
如果他虔信马克思主义，那么他必然会感到规定一种可以证伪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不道德的。
因而，根据我们是否准备规定可以反驳一个命题的可观察条件，该命题或许僵化为伪科学的教条，或许变成真正的知识。
那么，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标准解决了科学与伪科学的分界问题吗？没有。
因为波普尔的标准忽视了科学理论明显的坚韧性。
科学家的脸皮很厚，他们不会只因为事实与理论相矛盾就放弃理论。
他们通常发明某种挽救假说以说明他们届时称为只是一种反常的东西，如果不能说明这一反常，他们便不理会它，而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的问题。
注意，科学家谈论的是反常、顽例，而不是反驳。
当然，科学史充满了理论如何被所谓的判决性实验所扼杀的说法。
但这些说法是理论被放弃之后很久才杜撰出来的。
假如波普尔问牛顿派科学家，在什么实验条件下他将放弃牛顿理论，某些牛顿派科学家就会像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知所措。
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标志呢？难道我们不得不投降并赞同科学革命只是一种信念的非理性变化，是一种宗教的皈依吗？杰出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汤姆·库恩在发现了波普尔证伪主义的朴素性之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但是，假如库恩是正确的，那么科学与伪科学之间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就没有区别，就没有客观的诚实性标准。
那么，他能够提出什么标准以区分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呢？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倡导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它解决了某些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主张典型的描述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假说，而是一个研究纲领。
科学绝不是试错法、一系列的猜测与反驳。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
可以由于发现一只黑天鹅而被证伪。
但这种不足道的试错法算不上是科学。
例如，牛顿科学绝不是四个猜测——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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