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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考察那些反映着历史上存在较早的关系的范畴之前，先考察某些反映着较复杂的、出现较晚的关系的经济范畴。
如果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顺序（这个任务现在已经摆在我们的经济学家面前了），那么毫无疑问，在这里范畴的运动也必须服从于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原则，经济范畴的运动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原则。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这就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逻辑分析过程的最一般公式。
同时，这里也像《资本论》中一样，逻辑的东西不是历史的东西的简单反映，而是它的“修正过”
的反映。
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商品生产、价值和货币这些经济现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没有消失。
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就有表现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现象的全部特点的范畴，即商品生产、价值和货币等范畴。
在历史上，商品生产、价值和货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前很久就存在了。
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从这些范畴来开始分析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那就不对了。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货币具有新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只有事先研究了那些表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才可能了解。
如果不事先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等，就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和货币这些经济现象的特点，从而也就不可能了解反映这些经济现象的范畴的特点。
正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等现象，使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以及同商品生产相联系的范畴产生了新的特点。
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系，这里不存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里的经济发展是有计划地进行的。
只有考虑到这些，才能了解，在这里价值规律不再是生产的调节者，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了限制，等等。
或者拿货币来说。
货币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这样的职能时，促进了经济危机的产生。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消灭了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货币完全失掉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固有的那种作用。
相反地，它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成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工具。
对于这一点，也只有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点出发才能了解。
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只有按照下面的顺序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才是唯一正确的。
这个顺序就是先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等，然后再去分析商品生产、价值和货币等范畴。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方法论的指示：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一定的生产，决定着生产的其他一切方面和一切表现的地位和影响。
这个指示在这里完全适用，马克思写道：“这是普照的光，淹没着其他一切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
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出现在它里面的一切存在，都由它来决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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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在认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既包含同一的因素，又包含差别的因素，而差别不但不取消它们的统一和相互联系，反而更清楚地表现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的反映这一事实。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的和逻辑的相互关系的问题的解答，只提供一般方法论的指示。
在把这些指示运用到每个科学认识领域中去的时候，必须根据每个科学认识领域的特点和任务，特别是根据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点，把这些指示创造性地加以具体化。
三、逻辑的和历史的研究方法
恩格斯在对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评论中指出，根据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所从事的研究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进行：或者用历史的方法，或者用逻辑的方法。
恩格斯考虑到马克思这部著作的目的是分析资本主义，因而作出结论说：“唯一恰当的是逻辑的研究方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逻辑的方法就是从现象的最“纯粹的”
、概括的形态上研究现象，这和历史的方法不同，历史的方法是从各种现象和事件的全部具体性上把它们的发展进程再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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