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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都应该把这个最重要的发现的时间看作是在1845年。
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结论还需要更加准确些。
现在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的理解，恰好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神圣家族》或我们所接触到的1845年秋天以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都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提法。
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这一年的春夏从布鲁塞尔到曼彻斯特，又回到布鲁塞尔，一直努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这些工作的遗迹都表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文献抄件和大量摘录笔记中。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1845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摘要没有进行深刻的研究，以便揭示出它们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的联系，而只是从逻辑上推论出这种联系确定是存在的。
但是，马克思本人曾从另一方面指出了自己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之间的类似的联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结束后不久，马克思在1846年8月1日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用下面的话说明了他为什么中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
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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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不仅意识形态斗争的逻辑，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逻辑，都要求在这个时期制定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
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马克思直接写出的经济学著作（尤其是《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还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后的全面发展，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应注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部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联系的观点是怎样反映的。
这里明确地表述了这种从属关系：生产力——劳动分工——所有制形式（从进一步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关系的概念和所有制形式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相符合的）。
因此，劳动分工在这里起着“结合中的第三者”
的作用，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系的中介，即生产力通过劳动分工决定着生产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般说来，劳动分工的范畴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起着更大的作用。
例如，在著作的第二阶段，资产阶级私有制发展的前史和主要阶段被看成是劳动分工发展的直接结果；尽管这时已经理解到，劳动分工的发展是生产工具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现在来回顾一下，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末尾，马克思集中探讨了劳动分工：“考察分工……是很有意思的。”
[64]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研究劳动分工而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吗？这是很可能的。
实际上，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又是把生产者划分为一定的集团，把整个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马克思不是通过对劳动分工的这种两重性的分析而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吗？只有通过专门的研究，包括分析1845年的经济学摘录，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无论如何应当认为，在1845年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必要性，并形成了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并在此基础上第一次全面而完整地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成为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十多年后，马克思又作出了自己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创立剩余价值的理论。
可以再补充一点，如果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一定意义上最初还是作为一种假设，那么把它用于分析资本主义，从而证实和丰富了它，并且把它变成被证明了的科学理论。
[65]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这样实现的。
现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个发现的意义有必要作一些更确切的说明。
把这个发现说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的发现，严格讲来，并不是十分确切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无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从来没有提出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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