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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鹿地亘夫妇被日本政府释放后搭戏班的船到了上海，没有生活来源的艰难时候，找到了内山，内山先生首先就想到鲁迅，介绍他见面，叫他翻译鲁迅作品到日本去，得些稿费以维持生活。
于是选作品，解释疑难之处的工作就落到鲁迅头上了。
更早些的增田涉，也是内山夫妇亲自带到鲁迅家内，自后每天为他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进行了几个月，回到日本后，又经常为之代选书籍，当释疑解答难题的义务顾问，以致增田先生成为中译作者颇负盛名的一人。
更有日本改造社记者木村毅被特派来，听说萧伯纳要到上海，要得到第一手消息，通过内山向鲁迅请求：日本记者方面打算派小火轮去到萧的船上访问，而未被允许。
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目的，却是萧早已被宋庆龄请去了。
日本记者没有办法走进宋的住处，正当彷徨无策的时候，鲁迅忽然得到通知：宋夫人邀请他前往与萧相见。
这就解决了日本记者的为难，通过鲁迅给予便利，第一手报道于日本新闻界的是这位记者，这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在日本新闻界是何等重要呀！
其他如日本歌人山本初枝女士的认识，内山嘉吉的交往，以及无数的日本朋友的往来等等，都多数是通过内山而来的。
以一个商人，一个书店老板在中国做生意，因着生意关系鲁迅向内山书店购置了大量图书，有时甚至并不需要，可有可无的书也特地购置了，以增进营业的收入。
鲁迅是这样苦心满足商人的要求，为商人的生意设想。
而这个商人，在生意之外，有些社会活动，对中国文化人想有些友谊的增进，自然同时也是增进内山先生的社会地位，这一点鲁迅是理解的。
中日之间，人民的友谊是可以互利来往的，只要在平等之下，互相有利是可以的，鲁迅本着这样的原则想事，而且照着去做了。
再进一步，在1932年“一·二八”
上海战事发生的时候，我们住在北四川路底的公寓里，正是面对着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当28日晚鲁迅正在写作的时候，书桌正对着司令部，突然电灯全行熄灭，只有司令部的大院子里人头拥挤，似有什么布置的要发生事故的样子，我们正疑惑间，忽然从院子里纷纷出来了许多机车队向南而去，似含枚疾走的急促紧张。
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上则见红色火箭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迫在眉睫。
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在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到卅日天才微明，大队日军，已嘭嘭敲门甚急，开门以后，始知是在检查。
被检查的我们，除了鲁迅一个是老年男子以外，其余都是妇孺，当即离去了。
但跟着内山书店的日本店员也来传达内山先生的意思，据说是夜里这公寓有人向日本司令部放枪，这里只住有我们中国人一家，其他都是外国人，而每层楼梯都有窗户，就难免从这些窗户再有人来向外放枪，那时我们的嫌疑无法免除误会，不如全行搬到他书店去暂住一下。
在这样形势之下，三十日下午，我们仅仅带得简单的衣服和几条棉被，就和周建人家小连同我们的共十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面上，女士、小孩和大人一起过着大被同眠的生活。
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到2月6日旧历元旦才得迁避到三马路去。
这时我们看到内山书店中人忙乱不堪：日本店员加入了在乡军人团做警卫工作，店内不断烧饭制成饭团供应门外守卫的军人进食。
我们则呆蹲在楼上斗室中，照顾着孩子们不声不响，不哭不闹地度日如年。
而耳边的枪炮声，街头沙袋的守卫踱步声，以及随时有巷战可能的、紧张的、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的，却又不便深问的情绪杂然纠缠在一起的难以名状的味道，却真是不好过极了。
内山曾经把左翼被捕释放的鹿地亘夫妇介绍给鲁迅，另外又曾把爱好文学的增田涉君引见于鲁迅之前，此外还有改造社社长的山本先生及歌人山本初枝夫人等等，更有御用诗人如野口米次郎的提出过如此岂有此理的问题：“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见内山完造：《回忆鲁迅的一件小事》，载1956年10月7日上海《劳动报》）事后又予以了歪曲报道，鲁迅1936年2月3日写给增田涉信中说道：“与名人（日本的）的会面，还是停止的好。
野口先生（米次郎）的文章并没有将我讲的话全部写进去，也许是为了发表之故吧，写出来的部分也与原意有些两样，长与先生（善郎）的文章则更甚了。
我想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思，暂时大概还难沟通，第一境遇与生活都不相同。”
（见《鲁迅书简补遗》：致日本增田涉部分）以境遇与生活的不同而要求有共同的语言是不可能的。
貌合神离的见面是“还是停止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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