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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内山方面，如果我照这样的了解来说，若鲁迅更多写些抗日文学，多发表几篇这类文章，其实除写给改造社的三篇之外，在国内刊物上还有《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篇，都是一个目的，一个要求：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鲁迅的态度，可谓毫不保留了，内山岂有不知？如果知道了而又受日军阀的统治，则友谊与日本军阀的意见岂能并存不背？我想他必然在这时候会有所抉择的。
当日军侵占了华北、南京、上海之后，上海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四川路一带的日军兽行，白昼污奸妇女的照片和事实公开进行，胡乱杀人的中国头颅，当街挂起，南京路一带的岁末封锁，饿死过多少人，这都是那时的中国人民忍辱含愤，痛恨之极的。
当时我也曾被日宪兵队无理拘捕过，因释放时我不便要中国商店保，以免后患，于是就在伪组织万分不愿下提出只认识内山先生，可请他作保。
承内山的慷慨，保出来了。
并告诉我幸亏不是中国商店作保，否则一般的至少要被敲去二三千元，像你可能更不止此。
因此之故，在某一天的上午，他用电话招我去到他店内时，我不好不去。
到了店后，他并不说什么事情，就叫一店员带我到他住的家内，见到内山夫人，稍稍坐下，旋即邀我随她一同到外面去。
我们言语不能互通，而邀请又那么殷切，迫不得已随之到窦乐安路（北四川路附近的路名）东口，一大宅院内，始见是一座大洋楼，改成为大饭店，许多人都在各房间休息，找到一间较小的，有夏丏尊先生在内，他也是和我一样的命运，被日本拘捕过的，也和我一样莫名其妙地被邀来了。
不久入座在一个大厅内，丁字形的座位，主人是内山和几个不相识的，其余相向而坐的都是左襟上红条写着各人姓名的毫不认识的中国人。
我对面坐着一个青年，遮遮掩掩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看到那名字是“陶亢德”
。
正纳闷间，内山站起来发言了，大意是：最近得到南京政府（汪伪政权）一笔文化奖金，就在“五四”
节拿来请各位叙叙。
我听了这话，再四顾除了夏先生外，不认识的人如陶亢德一批，大约是文化界小汉奸和败类，我和夏是被骗来了。
心中正没好气，有一个中国女人起来说：某日本女主笔要见我。
我说：我不懂日本话。
她就说：我可以做翻译。
我满腔愤慨回答她说：我不愿见。
从汪精卫伪政权奖给内山文化奖金看来，岂不是因为内山对他们的文化事业有贡献才给奖的吗？看内山兴高采烈地招待那一批人，不是扩大这伪文化事业，拿这金钱来博致奖上加奖吗？在日军占领下的汉奸给奖，他是日本商人，做他意愿或不意愿的事情，我们明白他既是资产阶级中人，当然不能要求他像中国人一样的立场，而况中国人的汉奸不多的是坐在面前吗？越想越气恼，我的到来这时总算认识内山的为人，也算明白鲁迅临死前要搬出北四川路去的道理，两条道路岂能并存？
后来日军投降，内山书店也散伙了，店没有了。
内山寄住在虹口他们侨民区。
我有机会看见他，很凄凉地在极少数的书籍旁安顿着。
再后来，书籍多起来，据说是从旧货郎那里收集到的，已经初具规模了。
忽然在这情况下国民党反动派召集了日本侨民于日人俱乐部，大家只身前往，即不令回家，随后便押解上船，内山带着随身的一支手杖回到东京。
可能在东京他也是感到处处不如意吧！
他屡次见我们称赞日本风景如何美丽的时候，他就意味深长地说：“好是好的，但不是我们的了。”
从这句话看来，他是如何的热爱他的祖国，如何的对美帝占领区的军事基地怀抱深忧，从而彻悟解救日本，除了中日友好，寄希望于这一前途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
因而我想：这七十多岁饱经沧桑的老人，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可能在日军占领中国时他发展得强一点依向日军，而当日本人民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时候，就倾向于反对侵略的一面，也许是其积累痛苦的经验，带着一支手杖回去所深思熟虑的吧！
如此，惟愿他最后的一页，如我所想的，作为中国朋友所希望于一个日本人的光辉的一页，永远存在，以及将这光辉永远扩展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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