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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汉书·谷永传》说：当时的掖庭狱，“为人起债，代人放债。
分利受谢”
是。
亦有官自放债的。
如隋初尝给内官以公廨钱，令其回易生利，这种公廨钱，就是可以放债的。
其类乎封建财产的，则南北朝以后，僧寺颇多殷富，亦常为放债的机关。
私人放债取利，较大的，多为商贾所兼营，如《后汉书·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
则并有代他奔走的人了。
《元史·耶律楚材传》说：当时的回鹘（1），多放羊羔利。
利上起利。
回鹘也是从西域到中国来经商的。
这是因商人手中，多有流动资本，所以兼营此业最便。
至于土豪劣绅之类，即在本地方营高利贷业的，其规模自然较此为小，然其数则甚多，而其手段亦极酷辣。
《宋史·食货志》载司马光疏，说当时的农民，“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陈舜俞传》说：当时放债的人，虽“约偿缗钱，而谷粟、布缕、鱼盐、薪蔌、耰锄、斧锜之属，皆杂取之”
；便可见其一斑了。
大抵借贷有对人信用和对物信用两种。
对物信用，须能鉴别其物，知其时价；对人信用，则须调查其人之财产及行为；亦有一番事情，且须有相当知识。
这在放债者方面，亦须有一种组织。
所以逐渐发达，而成为近代的钱庄及当铺。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
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
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
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
这在当时，还无怪其然，古代学问的发达，不能不为地域所限。
儒学盛于鲁。
法家之学，托诸管子，疑其初盛于齐。
《史记·货殖列传》说：大公封于齐，地泻卤，人民寡，大公劝女工，极技巧，通鱼盐，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齐冠带衣履天下。
这或者出于附会。
然齐鱼盐工商之业皆盛，则是不诬的。
齐国在当时，资本必较发达，所以节制资本的思想，就起于其地了。
然至后世，学者的眼光，仍限于这一个圈子里，就可怪了。
如前述汉代儒家的议论，即其一证。
宋学兴起，在中国思想界，是最有特色的。
宋儒亦很留心于政治和社会问题。
而纯粹的宋学家，亦只重视复井田为致太平之策，那又是其一证。
然此犹其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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