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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触发工业与现有战争部之间冲突的，是对工人的管理问题。
工业部门出于对自己的利益的考虑，希望能够管理德国的劳动力。
而战争部对于其他方面的考虑则更为敏感——不仅考虑到战争需要人参军，也需要考虑到确保工人权利的问题。
汉丁伯格方案加剧了这一冲突，因为其成就依赖于从军队中释放技术工人。
工业化的战争需要一条能够总体上满足军队、工业以及劳动力需求的劳动力政策。
因此，这种构想才是真正的社团主义，它推动了战争办公室《附属服务法》的颁布，这一法律由帝国国会于1916年通过。
德国对所有17～60岁男性征兵；同时德国通过了强制征兵的死亡条约，也接受工会作为工人管理中的角色。
从狭隘的层面来看，这两项措施令人震惊的是德国法律是在奥匈帝国紧急战争法案之后出台的，同时也是在英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18个月之后出台的。
即使是在当时，这些法律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1915年3月，英国工会坚持认为兵工厂权利的丧失会对雇主及利润形成限制。
因此，战争军火法对军火公司的利润设置了上限，并在1915年9月针对从事其他活动的企业出台了超额利润税。
意大利、奥匈帝国及法国分别在11月、4月及7月出台了类似的政策。
英国税法还不够完善，澳大利亚和法国企业将纳税时效推迟到战后：1914—1917年间，雪铁龙汽车公司的利润达到了610万法郎，但纳税金额只有6万法郎。
而德国，尽管是在1915年底出台了战争利润税，但政府对逃税做了严厉警告。
所以在此以后，公司就通过转移财产或者通过获得政府战争贷款的行为来逃避缴税。
公司给运费定价，所以国家（作为主要的消费者）成了主要的纳税人，工会认为，税务应得到加强，将其作为他们辅助服务的法定收入的一部分，但结果失败了。
陆军部第一任部长——威廉·格勒纳在1917年用了一条相似的措施，结果遭到撤职。
1916年，戴姆勒汽车公司得到了35%的分红，同时在战争的前三年，最成功的钢铁和矿业公司的利润翻了三番。
当时有人认为——而且之后也有人认为，利润动机是调动产业为战争做出努力的最佳方法。
但是如果高利润伴随着生产力下降的话，这种观点可能就不适用了。
德国产业对工人的重视反映了其信仰，即工人是确定性生产的关键性投入。
但是对人力的重视让德国产业忽视了机械装置。
一战期间，自动化程度出现下降而不是提高：1917年7月戴姆勒汽车公司每台机器平均雇用1.8人；而在1918年秋，每台机器工人的数量为2.4人。
这些数字表明，产业从人类大军中挑选劳动力的能力正在丧失。
同时这些数字也表明中欧这片土地上工人劳动力的衰败。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最健壮的人被带去服兵役，工人发现自己生产率在下降而工作时间却在增加。
1916年，奥匈帝国每位鼓风炉工人的钢铁产量为365吨，而1917年为225吨。
从1914—1916年，俄国顿涅茨盆地工人的年均生产量从146吨下降到122吨，铁的人均生产量也从347吨下降到202吨。
机械与人力
因此，在战争的后半期，资源流动中最关键性的问题在于机械与人力的权衡。
如果自动化武器——轻机枪、火焰喷射器、坦克，以及最重要的大炮可以让军械代替人力，那么军队中就可以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以此可提高武器弹药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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