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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无引者悉以为盗，送系兵马司。”
大索即大检查户口，也可译为户口普查。
寄居无引者都被捕送官，则可见在原则上，当时的外籍侨寓人也必须有引了。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万里寻亲记：“万历乙亥（1575）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赵重华请路邮于郡太守以出，从丹阳过毗陵，被盗撄其资去，所遗者独胸囊路邮耳。”
又卷十二：“陈淡，江都人，尝按云南，遣人诣其家文书匣检阅，有江西贩客路引。”
张居正《张文忠公集·书牍十二·答台长陈楚石》：“巡检官职虽卑，关系甚重，此官若得其职，则诘盗查奸，功居地方有司之半，非浅鲜也。
况近奉旨清查路引，严关隘，则此官尤当加意者，亟宜题请修复。”
从这三个例子看来，一直到十六世纪后期，路引制度还是明朝政府所奉行的控制人民的统治术，张居正做宰相时，甚至还着实整顿了一下。
明代的引也像汉代一样，是要付钱买的，《大诰》第二十一《勾取逃军》：“兵部勾取逃军，其布政司府州县贪图贿赂，不将正犯解官，往往拿解同姓名者……父母妻子悲啼送礼……有司刁蹬，不与引行。
既而买引，沿途追赶。”
得引不容易，管引的官也有拿卖引生利的，《大诰续编》第三十八《匿奸卖引》：“南城兵马指挥赵兴胜，警巡坊厢，路引之弊脏多，凡出军民引一张，重者（钞）一锭，中者四贯，下者三贯，并无一贯两贯引一张者。
其引纸皆系给引之人自备。
兴胜却乃具文关支，三年间一十五万有奇，已往七年不追，止追十八年半年纸札，其钞已盈万计。”
因为有引便可保证行旅的安全，关津的查诘，因之就发生了空引（空白路引）的问题，不能不用严刑取缔。
《大诰三编》第五《空引偷军》：“所在官民，凡有赴京者，往往水陆赴京，人皆身藏空引，及其至京，临归也，非盗逃军而回，即引逃囚而去。
此弊甚有年矣。
今后所在有司，敢有出空引者、受者皆枭，令籍没其家。
关津隘口及京城各门盘获空引者赏钞十锭，赍引者罪如前，拿有司同罪。”
唯一例外，不需路引的是到京都去告密的地主豪绅，《大诰》第四十六《文引》：“凡布政司府州县耆民人等赴京而奏事务者，虽无文引，同行人众，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于三五百名，所在关津把隘关去处，问知而奏，即时放行，毋得阻当。
阻者，论如邀截实封律。”
除了大量的军队镇压，除了层层的官僚统治，除了大规模的屠杀，除了锦衣卫和东、西厂的特务恐怖，明代还应用自古以来从传到过所这一套制度，把它发展，严密地组织。
以人民为假想敌，强迫人民互知（互相侦察）举发，没有一丝漏洞，构成了窒杀人民、囚禁人民的天罗地网，来维持朱家万世一系专制独裁昏**残暴的统治，这就是明代的路引制度。
有了这一套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明太祖安心地叫户部榜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
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能分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仁孝忠义之民，刑罚何由及哉！
近来两浙江西之民，多好争讼，不遵法度，有田而不输租，有丁而不应役，累其身以及有司，其愚亦甚矣！
曷不观中原之民，奉法守分，不妄兴词讼，不代人陈诉，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是以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以此较彼，善恶昭然。
今将喻尔等，宜速改过迁善，为吾良民，苟或不悛，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
人民出粮出丁是本分，不出，不但国法不容，连天道也不容。
至于为什么要出粮出丁，出了能得什么好处，明太祖和他的子孙不但没有说过，连想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三十六年十二月于清华园
（原载《中国建设》五卷四期，1948年1月。
发表时篇名是《传·过所·路引的历史——历史上的国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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