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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屋间架税及除陌钱 建中四年，判度支户部侍郎赵赞奏设两种杂税：（甲）税屋间架，即今之住屋税。
法凡两屋谓之一间，屋分三等：上等每间出钱二千，中一千，下五百，隐匿一间者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取于犯家。
（乙）除陌钱，约与今印花税相类。
东晋货卖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一万输值四百，无文券亦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唐旧制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税二十，至是增为五十（即百分之五），凡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率算之。
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
其有隐钱百者罚二千，杖六十，告者赏十千，出于犯家。
行不数月，遇兴元元年正月朔大赦，悉予停罢9。
同时，赞又请置大田，收天下田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名曰公田、公桑，自王公至庶人按差等助耕，收谷、丝以补公用，旋自认非便，遂寝不行。
征课之色目既增，收入之数自应大进，而征之事实，却又不然。
李吉甫《元和国计簿》称，元和两税、榷酒斛（左豆右斗）、盐利、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比较天宝所入赋税，计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贯石（《通鉴》二三七胡注据宋白转引），以物质不同之单位，糅合互加，实际本无从比较，今姑如所言计之，建中初之收入，总计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五千余贯石，是元和初期不特比天宝少，且比建中较少一千二百余万贯石。
推原其故，则由于地方官假公款以为进奉，进奉之入于宫内者愈多，斯公款之上于度支者愈缩。
代宗生日，臣工有献，是其开端。
德宗宫内颇事奢靡，相传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蔡絛《西清诗话》引李石《开成承诏录》）。
及朱泚既平，尤属意聚敛，常赋之外，进奉不息；韩滉献羡钱五百余万缗（贞元二），节度使韦皋有月进（据《国史补》，《旧书》四八作日进），观察使李兼有月进，诸使杜亚、刘赞、王纬、李锜皆以常赋入贡，名为羡余。
至代易时，又有进奉，常州刺史裴肃鬻薪炭案纸为进奉，得迁观察，宣州判官严绶假军府为进奉，召补刑部员外，是直卖官鬻爵之变相矣。
顺宗即位，罢诸粃政。
宪宗继体，旋又复旧，度支盐铁诸道，贡献尤甚，号助军钱，贼平则有贺礼及助赏设物，群臣上尊号则献贺物。
（《新书·食货志》）此外，如王锷自淮南入朝，厚进奉，山南西柳晟、福建阎济美违赦进奉（均元和三），河东王锷进家财三十万缗（元和五），皆彰彰在人耳目。
代宗时，常衮曾言，“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民”
，取之什而供其二三，唐帝视之，已有受宠若惊之势，易言之，即教下使贪也。
由是而吏治益不可澄，财政益不能理，民生益不得不困，唐室有自杀之道，此又其一端矣（市舶使之收入，亦归宫中，下文再言之）。
再推而下之，地方官吏、土豪、富户之剥削，益不可数计。
此外更有因钱币价涨，不加调整，使民间负数倍之损失者；如李翱元和末《疏改税法》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至今四十年矣，当时绢一匹为钱四千，米一斗为钱二百10，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二匹半而足矣。
今税额如故，而粟帛日贱，钱益加重，绢一匹价不过八百，米一斗不过五十，税户之输十千者为绢十有二匹然后可。
……假令官杂虚估以受之，尚犹为绢八匹，乃仅可满十千之数，是为比建中之初为税加三倍矣。”
（《李文公集》九）耕地面积相同，隔三四十年，生产不会增多，纳实物却增三四倍，折征而不随币值为升降，民困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矣。
注释：
1.《通典》一〇：“开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遗刘彤论上盐铁表曰……遂令将作大匠姜师度、户部侍郎强循……检责海内盐铁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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