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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的作用，不仅在于其脱离有机的劳动条件而拥有独立的特殊功能，更在于其功用可以计算，这一层，对于以资本计算为归宿的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机械化的劳动器具之使用必须以经济上有效的利用为前提，换言之，须以有购买力的大量需要为前提。
机械化的劳动器具，只有大量的需要存在时，才能有效地利用。
【二】劳动进程之统理方面的经济可能性有多种，可按照其如何将效用分配于各种经济来区分，亦可按照其如何将经济的机会分门别类（即如何形成所有的秩序）来区别。
（5）
功用结合与功用分配在经济方法上的情形，正和其在技术方法上的情形类似。
功用结合，可在一个有技术特化与技术合化的统一经济体内进行。
这种统一经济体，可为一个家族，但是一大家族（例如南斯拉夫的家族共有体，即使扎德鲁加偶尔也和外面交换，但大部分在其内部已有技术上的特化）；也可为一盈利经济体（例如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工厂，在其内部，实行功用特化与功用结合；或者更进一步，将煤炭业和冶铁业相结合以组成所谓的混合事业；又如企业同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几种经济之结合，多少受到金融垄断者的统一指挥）。
但此亦可成为几个自律的经济体之间特化的功用分配。
在此，或许可有各个经济体之完全的经济自律性成立（此即完全自律的经济体之间的功用特化，19世纪的流通经济，便是其标准形态）；或许可有部分的他律性成立，此即各个经济体对于许多问题，虽然是自律的，但其经济行为却是以在其之上的团体秩序为目标的。
对于这个上级团体，亦有种种可能性可区分，须由其家族的特质或盈利经济的特质而定。
在第一种情形下，这种团体，是以满足其成员的需要而经营的。
所以其体制，就可成为合作式的，例如印度的乡村，就是如此。
其手工业者，没有自律性，不过是受乡村结合体雇用的工人而已，其所做的工作，有的是没有报酬的，或者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助。
要不然，则为支配式的，如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便是如此。
在庄园制度中，领主占据优越的地位，可支配经济上的某种效用，领主的土地上，成为庞大的家族。
反之，倘若团体是盈利经济，则其功用结合的特质，仍可有合作式的与支配式的两种。
例如在一个企业联盟（就此语的广义而言）的内部，是合作式的，但如果一个领主的盈利经济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经济方面，就成为支配式的了。
【三】私有，即所有秩序与所有形态。
在经济学上，所有的意义与法律上的概念不完全相同。
例如可以继承、可以买卖、可以分割的主顾关系，对于经济科学而言，也是所有。
而且事实上，这种主顾关系，在印度的法律上，的确是看作所有之对象的。
因此，劳动机会，即劳动地位，以及与此相结合的盈利机会，都可以私有，而且物的获得手段，以及企业家的指导地位等，亦都可私有。
换言之，上述的几种，都可以作为所有秩序的对象。
（1）在劳动地位的私有方面，有以下诸极端：其一是劳动地位没有所谓的私有，各人可将其劳动力自由出卖，因而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存在。
其他是将劳动者的人格当作对象，是属于劳动地位的，即被一个所有者所私有，因此，劳动者就变成不自由的劳动者或奴隶。
在第二种情形下，亦有种种可能性。
例如在16世纪之前的西欧方面，有利用不自由劳动的家族，比如古代的领主，给予奴隶以劳动自由及盈利自由时，要从奴隶那里征收租金，这就是把不自由劳动当作利益来源而使用的；还有迦太基与罗马的被殖民者以及美国的黑奴，是利用不自由劳动当作劳动力的。
但在此等极端中间尚有无数的中间阶层。
此外，劳动者亦可将劳动地位私有。
不过其中有为各个劳动者所私有的，亦有为一种团体（统制的劳动团体）所私有的。
此种团体可有各种程度的排他性，并可按其对于所希求的功效及机会之统制的方法来决定，使各个劳动者专有其劳动地位。
此事的最大限度，是世袭的私有，例如印度的种姓阶级内手工业者、宫廷内的佣人、庄园内的农民地位，便是如此。
其最小限度，则可防止随便地解雇（近代的经营委员会制度，可说是工厂劳动者对于劳动地位有一种“权利”
观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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