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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劳动地位以外，此团体还可以统制其他的事，如劳动过程（例如中世纪的同业联盟之禁止拷打学徒）、劳动资质（如在19世纪以前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织业者）、代价（价格的确定，大抵为了免除竞争，规定最低价格）、利用经营（烟囱清除者的巡回区域）等。
从这种极限来说，亦有无数的中间阶层，以至于贡献义务及机会的统制完全没有结束。
（2）物质的获得手段之私有，可将其分开来说：
（ⅰ）物的获得手段之私有，属于劳动者，其中有属于各个劳动者的，也有属于劳动者之团体的。
前者即个人私有，其作用有很多，可按其如何使用这些获得手段，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用于家族（尤其是在典型的小资本制度方面）或者为了市场而用于盈利来区分。
团体专有，则可按其利用的效果是否分配给个人或共同拥有，而分为股份的与共产的两种。
不过两种制度大多是混合起来的。
在此，其利用仍可为家族的或盈利的（例如俄罗斯的米尔是以共有的形态而成为家族的，但在古代日耳曼的农业制度下，则附带着股份的私有。
可在俄罗斯的阿泰尔（6）方面，则是盈利的；阿泰尔是一种让劳动者私有生产手段的经济制度）。
（ⅱ）专有亦可落入一个所有者手中，此所有者并非就是劳动者。
在这种情形下，即发生了劳动者与获得手段的分离。
在此，亦可因专有的获得手段如何被所有者利用而产生种种区别。
所有者可在自己的家族内，行使家长式的使用权利（例如在埃及，法老的大经济便是如此，他是修道院财产以外一切土地的所有者）；专有的获得手段亦可在自己的企业内当作资本而用于盈利方面（例如以获得手段之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
最后，亦可用之于借贷。
这种借贷，有对于家庭的（例如古代的庄园领主对于所隶属的小农），亦有对于追求盈利之人的。
在这种情形下，获得手段可当作指定给债主的劳动手段而委让于其本人（例如用具之对于小农以及奴隶的特别财产），或者委让于作资本之用的企业家。
如此则所有者和企业者就各自分离了。
（3）除劳动地位及物的劳动手段之专有外，还有指导地位之专有。
这种专有，常与劳动者离开获得手段相伴而行，其所有虽然只是贷予式的，但能使企业的机能运行，同时可将劳动者（奴隶）变为私有的。
基于所有者和企业的指导者之间的关系而发生的可能，为人格的分离与合一。
在第一种情形下，所有者可将其所有运用于家族，而成为财产的利害关系者，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近代的“食利者”
，或许就像银行一样，可将在其处分下的一部分资产投资于实业，而成为盈利的利害关系者。
但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指导的地位既然为所有者所专有，结果必然产生家族和盈利经营的分离。
这两者的分离，是近代经济制度的特质，而且是被法律强制实行的。
在此情形下，盈利经营的准则在于其目标是朝着获利性原则的。
但因为盈利经营的另一面，还有获得手段的专有，故其结果与个人财产有利害关系（从盈利方面来看为非合理性的利益）。
此事在企业者和所有者分离之时，其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在此情形下，专有的获得手段可以成为私人的投机对象，或者成为投机的银行政策与企业同盟政策的对象，所以此处又有非合理性的影响产生，虽然其性质是盈利投机的。
三、经济史的特质
根据上面所述，关于经济史的任务是什么，已可得若干结论：第一，经济史的任务，在于考究各时代之效用分配与效用结合的性质，某一时期的经济效用是如何分配、如何特化、如何合化的，而且须就技术上、经济上言之，顾及所有的秩序，并且与所有的秩序相联系。
这个问题，同时也是阶级的问题，并涉及一般的社会构成问题。
第二，在此情形下，研究专有的功用与机会，是家族来利用还是企业来利用。
第三，经济生活上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现在的经济制度，因为记账的通行，已经高度合理化了。
所以全部经济史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界限上来说，是在计算基础上且现今已成功的经济合理主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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