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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与军事诸侯的庄园一样，也产生了古代城市贵族的庄园。
所以古代的特征，在于沿海岸的城市之集合及从事商业的大地主贵族，直到希腊时代，古代文化还是沿岸文化。
这个时代的城市，无论哪一个，都建立在离海岸约有一日行程的内地，然而在内地，则有庄园的酋长与其臣属们一起过生活。
领主财产制，亦可以国家的租税与服役制作为其财政的根底，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性：首先，诸侯之集权的个人经营，行政经营手段与行政官吏分离，因此，诸侯以外，任何人都不能专有政治的权力；其次，行政的阶级组织，其家臣租用承办人或官吏的经营，与诸侯自己的经营并行，只是占据次要的地位而已。
诸侯将其土地委让于这类人，即由其担负一切的行政费用，国家之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即随之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至于何者能实现，则主要由经济关系所决定。
关于这一点，东方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东方（中国、小亚细亚、埃及）的经济，与水利有关的农业占优势，而通过开垦而拓殖的西方，森林文化则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东方的水利文化，是从不使用家畜的原始耨耕文化直接产生的。
与此并行的园圃文化则由大河流引水而成，如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及底格里斯河（Dijla）以及埃及的尼罗河（Nile）。
水利及其管理，须以有组织的计划经济为前提，近东地区大规模的皇室经济，即由此计划经济产生，古代的底比斯（Thebes）可以作为其范例。
古代亚述及巴比伦诸国王的战事——他们率领来源于男子集合所的从者——其主要目的，即在于获得开凿运河及开垦荒地的人力。
当时，国王掌控水利，但是为了运行，就必须有一种有组织的官级制度。
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耕种及治水的官级政治，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官职，其成立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不过是国王本人控制经营的一种附属物而已。
官吏都是国王的奴隶或隶属者，士兵亦如此，而且为了防止其逃亡，往往加上烙印。
国王的租税经济是用物来交付，在埃及，国王就将纳税的自然物收集在仓廪内，以此来支付给官吏与劳动者。
故自然物岁入，是官吏薪俸最古老的形态。
此制度的结果，就大体上而言，遂使地方人口全都隶属于诸侯。
此项隶属，使所有的臣民都有了徭役的义务，使村落对于被课赋的一切根由都有连带责任，最后更因此形成托勒密王朝时代的特殊原则。
在这种原则中，农民不仅与其土地不能分离，而且与其村落亦不能分离。
这种制度，不仅通行于埃及，即使美索不达米亚与日本，也曾通行过，日本在7世纪至10世纪之间，曾实行过人口分田制度。
无论在何种状况下，当时的农民地位，与俄罗斯米尔的成员差不多。
由臣民的徭役义务，渐次产生了以诸侯为中心的货币经济。
其发展的过程亦有种种。
有诸侯自己生产和经商的个人经济，亦有诸侯将隶属于自己的劳动力，不仅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用于生产，而且用于以贩卖为目的的生产。
后者在埃及与巴比伦均可见到。
商业以及为了市场的工业生产，在此变成大家族的副业，家族和盈利经营完全不分，此即洛贝尔图斯（Rodbertus）所称的“家族经济”
的经济形态。
家族经济也可以是种种组织可能性的出发点：其一，是埃及的谷物汇兑银行制度的成立。
埃及国王在全国都有谷仓，农民不仅将应纳贡的物品，而且将其所拥有的生产物都送到谷仓，收取一种支票，可以当成货币使用。
其二，是诸侯的货币租税之建立。
在此，自然货币制度必先已渗入全部私有经济之内，并已有相当发达的生产技术以及国内的商业市场作为前提。
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就具备这所有的条件。
由当时行政技术的发展情形来看，这种制度在预算的编制上必然产生许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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