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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统治者大都把计算的危险，用下列三种方法来转嫁于他人：或使用投机者，或官吏承办租税征收之事，或把租税征收直接交给士兵，即用此租税来支付给养，有时也把租税征收交给庄园领主。
租税征收交到私人之手，那是缺乏可资信赖的国家租税设施之结果，而设施之所以欠缺，又可推因于官吏道德上的不可信赖。
使投机者承办租税征收的制度，在印度亦已大规模地通行了。
每一位这种投机者都有转变成庄园领主的倾向。
同时，新兵的补充，亦委托于一种承办者，其必须缴纳特定的数额，这种数额自何处得来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其和前者一样，亦努力于变成大的土地所有者。
他们与封建贵族相类似，他们对上对下，都是完全独立的，亦有补充新兵的义务，与华伦斯坦（Wallenstein）所拥有的地位相似。
当使官吏专有租税征收权时，统治者必与他们事先商定其确定的总额，倘有盈余，即为该官吏所得，行政人员的费用亦由他们支付。
中国旧时的官吏行政制度（后来在趋向于实行近代租税政策的过渡时期，统计显示，人口好像急剧地增加，那都是以前的官吏们故意把人口少填报的缘故）及古代东方的权臣制度，都是如此。
以诸侯为中心的货币经济的第三种可能性，是将租税征收权委让于军队。
此种制度，大概是在国家财政破产、诸侯不能发给军队给养时发生的。
10世纪以来，土耳其佣兵支配下的伊斯兰教国家内情况的变动，就是由于施行此种制度所致的。
因为中央政府不得不将租税让给军队，故佣兵变成了一种军事贵族。
将收取货币及补充新兵的政治职务委托于包办者、官吏及军队，这三种形式，是东方封建制度的根底，此种制度，因为国家技术上的腐败，无法用自己的官吏征税，因此使货币经济趋于衰颓。
其结果就是，产生合理化的农业共产制，农民团体对于租税承办人、官吏或军队，负有连带责任，更是出现了农地共有制及对于土地的义务。
东方与西方全然相反的地方，就是东方没有领地经济，不过代之以纳贡和强制征收。
又因农民以实物纳税，故在兑换货币时，稍有一点障碍，倒向自然经济的愿望就会立刻表现出来。
因此，东方的国家制度，乍一看虽似已臻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极容易倒向纯粹的自然经济状态。
诸侯岁入的收取，是第四种形式，即最后的形式是委之于酋长或庄园领主。
因此诸侯可减省自己的行政设施。
诸侯把租税额的供给，转嫁于具有私人性质的权力机关，往往连新兵补充的事亦如此。
罗马帝政时代，沿岸文化输入内地，由主要的海港城市团结而成的帝国成为内地国家的时候，罗马的状况便是这样。
那时内地只有自然经济的庄园，而不知货币的使用。
后来这些领域内实行租税征收和新兵补充的方法了，于是土地的所有者，至查士丁尼时代，就成为支配的阶级了。
土地的所有者可从其所支配的人民那里征收租税，同时皇帝的官僚政治的发展，并未与其国家版图的扩张相对应。
由行政技术来观察此种状态，则其特征在于，自由城市与封建地区并存，庄园领主为封建地区的首领，租税及新兵补充由其对国家负责。
西方的隶属佃农制就是从这种情形中发展而来的，但东方的隶属佃农制，则更加古老了。
在戴克里先皇帝的统治之下，这个基本的原则大体上广及于全国，即个人须隶属于一个租税管区，不许任意脱离此区。
管区的首领大都是庄园领主，大概因为文化及国家的中心点已由沿岸地区而逐渐进入内地。
前面的发展中特殊的一例，是殖民的领主财产制之建立。
获得殖民的原来用意，本是纯粹财政性质的，即殖民的资本主义。
征服者的目的在于金钱的榨取，这种目的是通过责成隶属的土人负责提供货币的租税出产物，尤其是殖民地的特产及香料等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常委托商业公司实现对殖民地的榨取，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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