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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度歉收，那么农民要完全负债，因此农民就失去了迁移的自由。
自16世纪末以来，沙皇完全依靠贵族的拥护来维持其权力及国家的行政组织。
不过贵族的生存也受到特别的威胁，因为大庄园领主可给予农民有利的租佃条件，故小贵族就会患民之不足。
沙皇的政策就是想保护小贵族，以抵制大庄园领主。
1597年沙皇鲍里斯·戈杜诺夫（Bodunow）的敕令就含有此种目的。
敕令中宣称租佃契约不得随意解除，因此，事实上农民与土地相互关联，登记在租税簿上，这样一来，又是一种针对领主而保护农民的政策。
彼得大帝的人头税推行以后，之前自由农民和奴隶之间的区别就没有了。
农民都与土地相关联，领主对他们都有无限的权力。
因此农民就与罗马的奴隶一样，毫无权利可言。
1713年时，领主拥有了施行笞刑之权。
领地的管理者可以任意婚配农民。
租税的多寡根据领主的意思来确定，补充者的征发亦如此。
领主有权将不顺从的农民放逐于西伯利亚，可以随时没收农民的财产，虽然也有些农民潜藏其财产而积累成巨富的。
为农民主持公道的法庭是没有的。
农民是地租之源或劳动力；俄罗斯的中部，将农民当作前一种用法；后者多在有输出可能性的西部。
俄罗斯的农民就在此状态下，直到19世纪。
在德意志，租地制度仍存在的西部，与庄园经济所通行的东部及奥地利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
开始时农民的状态，无论在何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东部还更加有利些。
东部开始时并没有农奴制度，而且有德意志最好的土地法，农民居住在大的所有地（与古代国王的领地相似）上，农民土地的没收，自普鲁士的腓特烈一世及玛丽娅·特蕾莎（MariaTheresia）以来，因为农民是租税负担者及兵役服务者，已经被国家权力所禁止。
就是在汉诺威（Hannover）和威斯特伐利亚也禁止没收农民的土地，但是在莱茵地区以及德意志西南部是得到许可的。
不过东部农民土地的没收，曾行诸广大的范围内，西部及南部方面则不是如此。
其理由有种种。
在西部，自三十年战争后，农民的所有地已重新分配过，而在东部，则被合并成大规模的地产了。
在西部及南部，通行混合所有地，在东部则有贵族连在一起的大农场。
在西部与南部，虽然也有贵族连在一起的大农场，但还没有大规模的领地经营。
因为在这种地方，庄园支配、农奴支配及司法支配各自分离，故农民可借一方之力来对付另一方。
而在东部，此三者集于一人之手，故成为统一的受封领地。
在这种状况下，没收农民土地或强迫农民接受强制性劳役成为易事。
虽然这种权力本来只限于裁判领主，但庄园领主也有此权力了。
另外，东部比西部有较少的教会土地，而教会传统比世俗庄园领主对于农民的待遇要好些。
东部的土地即使在教会的手中——如澳大利亚的土地是在修道院手中——其经营也比世俗的所有者要合理些，但并不是以贩卖为目的的经营。
因此，市场的关系对于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对立，确实有决定性的作用。
凡地方市场不能容纳谷物生产的分量时，就不得不向远方输出，于是产生了地产经济。
然而一位汉堡的商人，既然不能与马尔克或西里西亚（S）的农民进行个别的交易，就自然而然地向地产农业过渡了。
不过，南部及西部的农民因为近处有城镇，因此可在该处贩卖自己的产品，在这些地方，地主得以利用农民作为其地租的源泉，但在东部仅能利用农民的劳动力。
地图上城市的分布密度渐减时，地产出现的密度反而渐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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