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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南部及西部的发展过程，比较缺少革命性，也曾经过各个阶段，但大体上与上述的情况相同。
在巴登方面，1780年时，农民的解放已由受重农学派影响的腓特烈四世开始了。
德国南部诸州在解放运动后实行了成文宪法的制度，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在立宪国家内，具有农奴制度性质的状态最终不能存在，因此无限制的徭役、纳贡以及含有农奴性质的服务，在巴伐利亚，已在蒙特格拉斯（Montgelas）之时于1808年被废止了（规定在1818年的宪法中）。
农民的转让自由亦不久后确定，最后又规定了有利的所有权。
这是整个德国南部和西部，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实行的，不过在巴伐利亚，实际上直至1848年时才实现。
至1848年时，各处农民负担的最后遗迹，亦通过国家信用机关之力，用货币赎还法来废止。
例如在巴伐利亚，所有人的纳贡，均无赔偿地被废止，其他的则改为货币的纳贡，而且是可赎还的。
同时，封建的关系可以无条件地解除。
因此，在德国南部及西部，领主失去其专有领地，土地归农民所有。
所以发展的情形与法国相同，不过较缓而已，而且以法律的手段来实行。
在东部，即奥地利、普鲁士的东部诸省、俄国以及波兰等地，其经过与此不同。
倘若在这些地方用法国的方式，则仅能破坏已存的农业制度，徒然陷入混乱状态而已。
或许可像丹麦那样，引起庄园向农民所有地的演变，不过要废除所有封建的负担，是不可能的事。
东部的领地领主，既没有农具，也没有可以工作的牲畜。
没有农民无产阶级，只有负有劳役及手工义务的小有产者。
领主就依靠这类小有产者的劳动，来耕作自己的土地，故此种农村劳动体制不能遽然废止。
还有一层困难，即农村地方的行政，并没有官吏来担任，而是委托于有名声的领地贵族。
因此，这里只能像英国那样，而像法国那样依靠懂法的官吏实行严格的制度，则是行不通的。
如果农业立法的本来目的在于保护及维持农民，则奥地利的农业立法，对于赎还这一点，可以说有了理想的成就。
无论如何，总要胜过普鲁士所实行的方法，因为奥地利的统治者，特别是查理六世及玛丽亚·特蕾莎，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至于腓特烈大帝，他的父亲曾说他不懂得怎样去解除租契和惩罚佃户。
）
在奥地利，除了自由农民占多数的蒂罗尔以外，世袭的臣属关系与地主贵族并存。
将农民当作劳动力使用的领地经营，遍布于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及下奥地利地区，其他地方多实行地租庄园制度。
在匈牙利，租佃关系与徭役经营是混合的。
人格上的不自由，以加利西亚与匈牙利为最。
“乡农”
与“自营地农”
之间有所区别：前者有纳贡的义务，被登记在地籍簿上；后者居住在领主的圃舍地，但没有纳贡的义务。
“乡农”
的地位，一部分较为有利，他们与“自营地农”
相同，亦可分为可代替的与不可代替的两种。
不可代替的“乡农”
之所有地，是可以取消的，相反，可代替的“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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