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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时，奴隶还在领主的权力之下，但在中世纪时则已变得自由了。
中世纪时，已有古代所未曾有的自由手工业者之广泛阶级。
其理由有种种：（1）西方的消费需要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消费需要有所不同。
我们必须了解日本及希腊的家庭，它们需要些什么。
日本人住在木材与纸建造的房屋中，家中的草席、木枕——寝床即由此等构成——及其他陶器等足以组成全家所需的家私了。
我们从已被宣判的希腊贵族阿西比亚德（Alcibiades）的诉讼案卷中，发现了其拍卖记录，据此，其家私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其中美术品占了重要的部分。
但是中世纪的贵族拥有的家具则远为丰富，且多为实用之物。
此种差异，其实是由于气候的差异。
在意大利，即使在今日，亦可不用暖炉，故在古时以寝床为奢侈品，一般人仅以斗篷裹身，席地而睡。
然而在北欧，则一定要有火炉与寝床。
我们所拥有的最古老的行会之文书，就是科隆地区的褥布织工的。
希腊人只遮盖其身体的一部分，虽然不能谓之为**，但他们所需的衣服，实不能与中欧人所需的相比较。
此外，因气候的关系，德国人的食欲较南部诸国人为大，故但丁曾有“大食国德意志”
之语。
只有这种需要有满足的可能，才能按今日所谓的“界限效用的法则”
，即不能不产生较古代更为广泛的工业生产。
这种发展发生在10世纪至12世纪时。
（2）10世纪至12世纪时，北欧相对于古代诸国，已有了更大范围的购买者和工业产品。
古代文化为沿岸文化；离海岸一日行程以上的地方就没有有名的城市。
此狭小的海岸线以内的腹地，虽然亦已实行市场经济，但是因为仍处于自然经济阶段，故此等地带，购买力极其微弱。
况且古代文化又以奴隶为基础。
当此种文化侵入内地、开始形成内地文化时，奴隶的输入即已停止，故领主打算离市场而独立，以自己的劳动力来满足其需要，洛贝尔图斯认为这种具有整个古代世界特征的村落自治，实际上是后期古代的一种现象，至加洛林王朝时代达到顶点。
其影响先及于市场的缩小，之后及于财政的设施。
此全部过程是逐渐回到自然经济的过程。
然而中世纪自10世纪以来，因农民的购买力渐次提高，市场就开始次第扩大。
在农民的依存关系中，压迫性逐渐减少，领主的裁制令已因农业精耕的极大进步而失其效力。
另外，领主因参与军事，不能由此进步而获得利益，故一切土地所增加的收益均归诸农民。
这个事实使手工业的初次大发展成为可能，它产生了市场特许及城市建设的时代，至12、13世纪时，复向东方发展。
由经济的观点观之，城镇实为诸侯之投机的产物；诸侯因欲获得有负担租税力的臣民，乃建设买卖者所集合的城市及市场。
此种投机，并不一定如愿成功。
譬如因排斥犹太人的运动增多，犹太人多被驱至东方时，波兰的贵族乃欲利用此机会来建设城市，但是他们的投机大抵均遭失败。
（3）奴隶制度作为一种劳动制度是不利的，因为只有在能以贱价养育奴隶时，奴隶制度才合算。
在北方因不能贱价养育奴隶，故此处的奴隶多用作收益之源。
（4）北方的奴隶关系有完全特殊的动摇性。
逃亡的奴隶多避难于北方各处，因为没有监管组织，故领主们多互相**对方的奴隶。
逃亡者于是亦无多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可在其他领主的领地或城市中找到避难之所。
（5）城镇的干涉。
特别因为皇帝给予城市特权，由此特权而产生“城市的空气使一切自由”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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