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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杜布纳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王淦昌当年的得力助手、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院士都有难忘的感受。
在此摘录周光召说过的一段话：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接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髙能物理都没有经验。
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
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也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
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地困难。
但王老以他高度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为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
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联合研究所副所长，他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像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都在看着他工作呢！
当然作为对手的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
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是处在白热化状态。
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研究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狂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为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
王淦昌现在执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然而诺贝尔奖为什么对基础研究的科学成就特别偏爱呢？就是因为任何一门基础科学的突破太不容易了，而当一个基础科学领域里出现新的重大发现，它就有可能改变我们整个世界！
摆在王淦昌和整个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订得好，战斗就胜利了一半，相反一份不成熟的作战计划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
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高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一项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一……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
他以准确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
科学的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预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技术路线，一般来说是会有所发现的；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验工作人员的要求就相对更高一些。
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
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给予了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
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击核靶，既可能产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对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过程中的产生规律提供许多新的信息。
王淦昌选择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发挥了联合研究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能量优势。
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按照王涂昌的编排，乐曲的展开都是以由他亲自负责的寻找新粒子的课题为主旋律，并辅以两个平等出现的旋律一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异粒子的产生规律由丁大钊和另一位苏联同志负责和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后来把其中非弹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给另一个以苏联工作人员为主的研究组当然，研究组的主攻方向是寻找新粒子。
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难度自不待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联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们都期望能尽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王淦昌要求不论谁分配在哪个课题组，在观疙原始实验资料时，都要为这个主攻方向积累资料。
那正如一场紧张的战役著名物理学家丁大钊院士在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中这样说道，工作分成3个小组并列进行，即新粒子研究、奇导粒子产生特性研究和介子多重产生研究。
在联合所加紧进行100乂高能加速器建设的时候，各种探测器的建设工作没有及时跟上。
到1956年秋季只具备一套确定次级粒子及其飞行方向的闪烁望远镜系统，一台大型扩散云雾室，和一台膨胀式云雾室。
这些探测器固然有一定的用处，但不能发挥高能加速器的优势来进行前沿课题的研究。
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优势在于选择有利的反应系统，全面观察所研究粒子的产生、飞行、相互作用或衰变的全过程。
根据这一特点，选择放置在磁场内可以进行动最分析的大型气泡室作为主探测器将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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