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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回到无锡，再也无心观赏美丽的太湖，一头扎进书斋，集中研读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与昔日自己学习的西方哲学著作进行比较。
也可能他是学习哲学的，对理论问题有着特殊的爱好，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吸引，进而所俘获。
在这期间，影响他最大的是两本书：一是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再是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
接着，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他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
也只有在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反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为其特性的新三民主义是错误的。
而这种错误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多年之后，他检查自己思想变革的时候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当时的灵魂深处也正如主席所揭示的那祥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遵状态。”
事实上我之参加革命运动，固然于一个普通青年的爱国心，痛很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内战不休，人民痛苦，同时也是迫于自己那个没落宫嗲的家庭日益穷困，常靠借资典当，难以维持生活，想奋起挽救。
但一看到共产党的兴起和想到的将来的国家社会是工农大众起来当家做主，自己所向往的前途受到威胁而恐惧不安，我的阶级本能就无可抑制地暴露出来。
王昆仑在这期间最大的收益是：把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由国民党转向最大多数受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想到了不畏蒋介石独裁专政的靑年学生也想到了为了国家兴衰战斗在东三省的义勇军，自然也会联想到被国民党讥为朱毛的红军为什么会成燎原之势？当他再想到长年仇视的苏联……他似乎感到中国不远的将来“必将是赤旗親扬的天下！”
为此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同时，他也开时严肃地检讨：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王昆仑是一位注重名节的儒风很重的革命家。
换言之，是可以为主义而献身的人——尽管在其改变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是异常痛苦的！
时下，他的思想开始由三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且又不知髙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对自己这样的人做何看待，但他却暗自下定决心，按照他自认为能救国的主义去办。
请看他写于此时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可怜的中国人死是没有死绝的，可是卖国求荣的在卖国求荣，升官发财的在升官发财，打牌眺舞的在打脾跳舞，饥寒待毙的在饥寒待毙，而多少血热心雄的爱国志士都受了双重乃至万万重的压迫在摩拳擦掌呜咽吞声，有力不许用。
这世界是分成两条鸿沟的，一边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一边是弱小民族劳苦大众，是一条无法妥协的你死我活的战线，所以希望帮我们弱小民族是做梦；希望军阀宫僚、资本家反抗日本，也是做梦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希望用自己变化的思想去影响国人，并借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志。
用他的话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
为此，他想到了办报。
那时办报，第一个条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办报人。
为此，他通过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曾在他父亲王心如先生做无锡税务所长时的科长王雨岳等人，找到无锡《青蛙话剧社》的成员孙翔凤以及许广圻、华方增、诸祖荫等青年，初次见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热情，一席话谈得很投机。
此后，我们就成为姚宝巷王（昆仑）家的常客”
。
据当事人回忆：“那时谈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
都感到十分愤慨，也对国家前途深切担忧。
此外则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谈。
昆仑很健谈，常谈得忘了时间。
好客的主人经常留饭，以继续纵谈，另外，王昆仑家有架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罕见之物，它能收听上海、南京广播的当天战事新闻。
已经成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经常去收听。
在王昆仑的诱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消息倘能公诸于众，是无锡社会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有人提议利用这些消息印发报纸，以供社会需要”
。
经过多次议论，遂商定办一张新型的报纸。
起初大家提出不少名称，都不能得到一致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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