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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降到四十七公斤。
梁思成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自己亲手为林徽因打针。
当时在李庄的生活非常困窘，由于营养不良，林徽因的身体日渐消瘦。
梁思成不得不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
到最后山穷水尽，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
衣服当完了，又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当掉，换回两条草鱼。
即便如此，夫妇俩仍然不改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梁思成提着两条草鱼回家，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经过大半年的治疗和静养，人总算挣扎着活过来了。
虽然曾是出身名门的大小姐，曾是“太太客厅”
里的宠儿，但此时的林徽因却丝毫没有娇小姐习气。
可以想象，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磨难，经历了家国沦丧和流离失所，林徽因的心智和性情早已历练得成熟而坚强。
那个向往浪漫生活的、不知愁滋味的林徽因，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过去的岁月。
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灰心丧气，她开始以一种超然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困顿和苦难。
两间简陋的房子，她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窗户是用粉白连史纸糊过的。
窗台上的玻璃瓶里，经常插着她从田野里采来的各种鲜花。
她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
她在一封1941年写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一次只愿意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
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抵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
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
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
文字间显出了自我调侃的幽默感，姿态优雅而从容。
家庭生活给林徽因的心灵带来一种安恬和温暖，她曾写道：“思成笑着，驼着背（现在他的背比以前更驼了），老金正要打开我们的小食橱找点东西吃，而孩子们，现在是五个—我们家两个，两个姓黄的，还有一个是思永（思成的弟弟）的。”
身体稍微恢复，林徽因便又开始了简单和忙碌的生活。
梁思成在给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这样描述：“在菜油灯下，做着孩子的布鞋，购买和烹调便宜的粗食，我们过着我们父辈在他们十几岁时过的生活，但又做着现代的工作。
我的迷人的病妻因为我们仍能不动摇地干我们的工作而感到高兴。”
那时，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每日伴随他们的是臭虫和油灯。
就是在这样几乎是原始穴居状态的生存条件下，他们夫妇俩接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编写《中国建筑史》。
林徽因的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
她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和补充工作，并执笔写了书中的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这一章是全书的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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