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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林徽因经常咳血，却在写作中获得了极大的快慰，在写作时便进入忘我的境界。
林徽因写作时，梁思成常常在挑灯彻夜绘图，因为脊柱严重受损，他俯身在画板上时经常要用一个小花瓶支住下颌，以减轻头部对脊柱的拉抻。
费慰梅回忆说：“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
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费正清和费慰梅了解到梁氏夫妇在李庄的困境后，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婉言谢绝了。
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
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这绝不只是空洞地说一说，他们内心确实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1944年11月，日军攻陷桂林，一路北进，有直扑四川之势，李庄地区人心惶惶，梁氏夫妇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儿子梁从诫后来曾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
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儿子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
病榻上的林徽因握住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听到妈妈的话，梁从诫的眼泪夺眶而出。
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其实，林徽因是要告诉儿子，中国读书人在这种危难时节只有义不受辱、以身殉国一条路。
这也许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危难关头的气节。
林徽因曾经在李庄病榻上留下一张旧照。
一袭素衣，面色平淡，半卧床头，面容清减，然而目光却是那么专注，神采奕奕。
那种从容淡定的高华气度直指人心。
李健吾先生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曾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
……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有道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时的林徽因，从性情、气质到思想信念都极像南渡以后的李清照。
经历了战乱流离和疾病折磨，她从精神上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和升华，从一个美丽多情的浪漫才女变成一位坚韧而爱国的知识女性。
最后，梁林夫妻二人共同完成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初稿。
正是由于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走遍中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实地勘察两千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撰写有关建筑方面论文、序跋等二十余篇，从而为最终完成这部《中国建筑史》专著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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