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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这个人，世称拗相公，其实，拗是他的外在表现，内心世界里，有其小人的一面，至少，他的许多行状看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如果，苏东坡的刚直性格，能够自我敛抑一些，不去忤弄这位权倾一朝的同行；也许，就像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一样：“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
至少，不会在宋代历次翻烧饼的“政治运动”
中一再倒霉，直到搭上一条老命。
主撰《宋史》的元代大臣脱脱，不以为然。
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从下面他写的一首诗，也可看出他，即使想不做他自己，也难。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次韵郭功甫观予画云雀有感》）
列宁说过，后院里的鸡，飞得再高，飞不出院墙，只能在垃圾堆上啄食；山鹰有时也会飞得很低，但属于蓝天的它，永远要高高飞翔在碧空里。
苏东坡虽然“悔不卑飞”
，但他的这种“性格悲剧”
，注定了不可能“卑飞”
，这也是种下他一生不幸的根由。
林语堂作《苏东坡传》，把苏轼划入反对新政的保守派阵营，不完全正确。
只是以司马光、欧阳修为首的保守派，人多正直，皆为君子，苏轼从思想感情上，从人文精神上，更容易彼此呼应，心际相通，因而贴近交融，自在情理之中。
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悉为奸佞，绝非善良，使得苏东坡从良知上，必然要疏远这类食肉类动物。
他从未全面否定新政，他在《上神宗书》里，只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觉得王安石的做法，峻急伤民，持不赞成的态度。
同样，保守派上台后，全面否定新政，彻底停止改革，他也并未感情用事地附和声援，而且，颇悖众议地认为新政中的某些措施，未必不可继续执行。
说苏轼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或者，一个进取的保守派，或许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正因为这样，可怜的东坡先生成了两边都不讨好的尴尬人。
就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蝙蝠，鸟类看它是兽，兽类看它是鸟，都对它抱有敌意，这种被拒绝的日子，就变得很难过了。
何况王安石，很嫉妒，如果，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是那么令王安石不安，假如苏东坡是个鸦鸦乌的，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作家、诗人，王安石也许就不会把他当回事了。
那些二三流的文人中的小人，或等而下之的小人中的文人，也就不会一路追杀下去，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苏东坡的诗，苏东坡的文，苏东坡的字，苏东坡的画，在当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
，“流俗翕然，争相传诵”
，“宣传中外，孰不叹惊”
，绝非今天文坛上那些老少瘪三们的作秀造势所能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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