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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许多不安分的隐士，虽然身隐山林，但心向市廛，人在终南山里隐居着，摇着扇子，作逍遥状，但总是情不自禁地从窗户里探出头来，张望八水环绕的长安，一有机会就指手画脚，指点江山。
后人称之为“假隐”
，并把这种推销自己的手法，叫作“终南捷径”
。
但陶潜这一次隐，是真隐，可不是卖关子的隐，装样子的隐。
一不介入政治，二不搀和文坛，于是这位老诗人能够得到了一个善终，也是皇天保佑了。
而另一位死于非命的诗人谢灵运，正和陶渊明相反，从他的第一步起，就陷入了感觉的误区，而不能自拔，一直到最后的广州“弃市”
，头颅落地为止。
不过，他在诗歌领域里，确实是开山水诗的先声者。
陶潜生前不怎么出名，死后才渐渐红起来，而谢灵运活着的时候，就是举足轻重的诗坛领袖。
“每有一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
，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改革一代诗风的始创意义。
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尚空谈，好玄学，崇虚渺，贵无为，成为风气。
那时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遥游，清高出世，语必黄老，反映诗歌创作上，便是钟嵘批评的那种“理过其辞，淡而寡味”
的玄言诗。
而谢灵运始兴的这种山水诗，则是对当时空泛诗风的一次反拨，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来实践他的文学主张，而领风气之先，从而历代的研究者才认定谢灵运在文学史上的位置。
和现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为当仁不让的，那些如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家，高举这样或那样义旗的作家们，动不动抹杀一切，是截然不同的。
谢灵运在人品上，确有许多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文学方面，却从来不用扳倒别人，或咬谁一口的办法来突出自己。
年轻时，他也曾“好臧否人物”
，但后来，经他叔叔的劝告，“言论自此哀止”
（《宋书·谢瞻传》），就用自己的大量诗歌来证明他的存在了。
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光在那里不断地发表宣言，要大家奉之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作品来佐证自己的文学见解。
这些人的瘪三相，真有些似魏晋人的空谈，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曾灭绝的恶习。
如今那些充斥在报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别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干脆不准别人革命的种种文学恶少的言论，一派扯淡之声，也确是让人摇头。
遗憾的是，魏晋人空谈的时候，至少还有清雅飘逸，洒脱不俗的器识和风度，可在这些恶少身上，却是丝毫找不到的。
谢灵运的诗曾被《诗品》誉之：“为元嘉之雄”
，一提山水诗，就想起谢灵运。
但所谓诗人的“穷而后工”
，对谢灵运是不合适的。
所以，“愤怒”
、“饥饿”
出诗人说，也不能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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