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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轼，主张对他从轻发落的，先后有两位太后，某种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否则，他早瘐毙在开封大牢里了。
宋神宗虽然支持王安石变法，也同样很褒美苏轼的诗文，对他的奏章精彩之处，“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
后来苏轼第一次流放黄州期间，这位皇帝还时常说他的好话，向台省内阁示意，要重新起用他，但反对派纠结在一起的时候，竟能作梗到连神宗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就可知道民间谚语所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
的小鬼，是多么难缠了。
看来，苏轼一生就倒霉在这些小人身上了。
当然，这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遭遇。
在中国历史上，这些围在皇帝身边被豢养着的唯知随班唱和、做马屁文章，而写不出正经作品的御用文人，都十分害怕真有才华的人，怕他们夺走统治者的宠幸。
所以，他们总是嫉火如焚地煽动皇帝的疑忌，从而达到整治同类的目的。
在《谪海南》诗的前面，苏轼写道：“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
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两兄弟的手足情深，也看到那些握有权柄的小人式文人，出于嫉恨，迫害之情何等急切。
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里记载：“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学之偏旁也。
时相之忍忮如此。”
陆游是距苏轼不远的诗人，而且他是很注意收集苏轼文献的有心人，曾经把北宋“南渡”
后散佚的官方文件中关于审判苏轼的记录，整理出一本《乌台诗案》出版。
由此，可见这些文学小人可笑也可悲的心态。
因为苏轼字子瞻，就到儋州，瞻和儋的偏旁相同，东坡先生就成了文人中流放得不能再远的一位。
从这种流放到什么地方的挖空心思上，蛇蝎之心，令人齿冷。
一方面，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使得那些末流的作家诗人、不成气候的评论家、窃踞权位的文化官员，由不得自惭形秽，嫉妒得要命，便要寻衅生事，不遗余力地围攻。
另一方面，他的正直不阿，真诚坦**，敢于陈言，不避风险，在政治上决不随风转舵的性格，也使他不断地与权贵们发生冲突，而屡屡获罪。
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与欧阳修、司马光一起，持保守观点。
但他并不算是一个死硬的反对派，只不过在感情上拒绝那些峻急伤民的改革措施罢了。
于是，他遭王安石党羽的打击，抓起来坐过牢。
后来，到了宋哲宗接位，保守派得势，在全盘否定新法的浪潮中，苏东坡和别人不一样，对变法中的若干可行措施，还是建议保留的，结果又受新贵们的排挤嫉恨，给放逐到岭南。
到了惠州，他的政敌仍不放心，再次谪放，过琼州海峡，到儋耳。
大凡真正的文学巨匠，和那种只求自己一帆风顺、得其所哉，而宁肯做违心事、说违心话的文人不同。
倒不是苏轼不肯低下那高贵的头，而是他的良知使他无法屈从那些肆虐的小人型文人。
所以，终其一生，是在不断地吞吃苦果，于颠沛流离中度过。
他也明白自己，这是改变不了的。
有一次，他下朝归来，扪着自己的腹部问随从，我这里面是些什么？只有一个人的答复使他满意，那就是追随他大半辈子的朝云，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
她说：“学士那里，装的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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