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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本传》），几乎不可能不得罪小人。
而小人之辈，无不具有侵略性，他们从来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不滋扰生事，不无事生非，他们就不快乐。
苏东坡的一辈子，“为小人忌恶挤排”
（《宋史本传》），几乎都是在小人的围攻中生存，而且，每一次都被这些小人加文人的对手们打得落花流水。
苏轼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固然造就了他文学的成熟，但也铸成了他一次大狱、三次流放、妻离子散、背井离乡的终生悲剧。
小人之可怕，就在于他们像血管里的粥样硬化沉积物一样，最后会摧毁整个社会。
明代的袁宏道，在《送江陵薛侯入觐序》中说过：“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悻名之君子，十常八九。”
其实贪功悻名的君子，也就是小人型的文人罢了，他们是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苦难之源。
试想皇帝会有时间和兴趣看那么多文学作品吗？还不是这些文学小人在皇帝耳朵旁边，检举揭发，告密陷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结果？因为严酷统治的社会机制，根本没有正常的政治生活，所以那些善于钻营者，必须寻找无辜者为牺牲，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于是，莫过于正直的文人，是再好不过的靶子了。
第一，他们善良，通常不设防；第二，他们天真，缺乏斗争经验；第三，他们忧国优民，在作品中，容易抓到把柄。
苏轼被抓到开封坐牢，不就因为他的《咏古桧》诗里有句：“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
，便告他一个恶毒攻击皇上的罪名吗！
假如把这样一顶小人型文人的头衔，冠在名列“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王安石头上，也许多少有些失敬；然而，加在和“拗相公”
声气相通、相互勾结的那些官僚、投机分子、名节不佳者头上，倒也十分贴切。
他们整天像狗一样嗔着苏轼的每一篇诗文，拼命搜寻他们认为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漏洞、破绽和足以上纲上线的词句。
苏东坡即使二十四小时都睁着眼睛，也无法防备这些明里暗里算计他的敌手。
上帝是慈悲的，但并不总是大方和慷慨的。
他给了苏轼无限才华的时候，就不再赋与他驾驭政始的能量了。
他的笔下“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
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自评文》）。
可是，在政治的小胡同里，就别指望顺畅地通过。
更何况那胡同里，有如此之多的对他声名嫉妒得要死的文学小人呢！
大概有了文学的那一天，就有文人相轻的嫉妒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第二个作家存在，那么，第一个作家就必须面对两种可能，一是庆幸有了难得相知的文友，一是不能不防的文学小人。
这两者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若仅仅是较文学长短的相轻，也还罢了，若借助于权力，像妒妇似的整起同类来的话，那下手之狠，之毒，之不择手段，之不容宽贷，是一点也不斯文的。
所以，中国的文字狱，固然都是由统治者发起，以镇压异己的作家和诗人，但起劲的，发难的，来精神的，还是这些文学界的小人们。
不过在宋代，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几代皇帝，文化素养较高，还算比较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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