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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推广“强迫教育”
的措施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清王朝走向覆灭，《强迫教育章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教育救国”
的滥觞和勃兴
19世纪末，大清帝国的溃败刚刚开始。
1895年的甲午海战中，时年19岁，还是北洋水师学堂学生的张伯苓[23]随军舰出征，他眼见清军的第一艘兵船刚刚出海，即被日舰击沉，年轻而沸腾的热血第一次遭受了无比沉重的打击。
甲午战败后，张伯苓目睹威海卫在两天之内由日本旗换成英国米字旗。
山河的屈辱使他深受刺激，意识到自己之前怀有的以强大军力与外国周旋的想法是浅薄的，他同时认识到，中国的懦弱是全民性的。
从那时起，张伯苓意识到要改变国民，只有新式教育。
像鲁迅弃医从文一样，张伯苓即从海军退役，去天津名绅严范孙所办的学堂里教课。
这所在当时看起来还很新奇的学塾，就是南开学堂。
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
像张伯苓这样的学人在当时大有人在，中华大地一时掀起了“教育救国”
的潮流。
戊戌变法时期，严复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救复中华。
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刊物大声呼吁“教育救国”
：“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
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
（《教育通论》，《江苏》第3期）
到五四运动前后，“教育先行”
“教育救国”
“科学救国”
的观点成为时尚，“科学救国”
的主张既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救国论与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的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股社会政治思潮。
黄炎培于1917年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他认为职业教育是“救国要图”
。
还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生计，解决生计问题唯有教育。
他主张以职业教育来解决生计问题，最后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陶行知则于1920年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企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去“沟通”
阶级关系，改良社会。
他提出了“筹募100万元基金、召集100万位同志、创办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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