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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4日，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内容有：唱国民党党歌、向党旗及孙中山遗像三鞠躬、主席恭读全体跟读总理遗嘱、宣读党员守则，等等，对纪念活动不力的人或单位处分很严厉。
这个时期，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以抗战大局为重，抛开各自成见，基本停止了对党化教育的抵抗。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
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三民主义信仰和党史教育，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
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
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
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
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
，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
“总统训词”
“总裁言论”
“三民主义”
等等。
国民党党化教育断断续续、羞羞答答经历了大约31年的历史。
由于国民党党性的软弱，实行党化教育却始终不力，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并不强大，再加上知识分子对反动政策的抵制，因而，整个民国时期，全国的大学仍然基本上是独立自由的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谋求教育独立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蔡元培既是老同盟会员，又在“清党”
活动中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他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
蔡元培没有在政治的洪流中迷失而愈行愈远。
在参与了国民党内的一些政治活动之后，他很快就回归他念兹在兹的教育事业上。
对于蔡元培来说，政治并不是他最终的旨趣，他不过是作为学界的一分子，不得不对历史的进程发出他的鼓与呼而已。
这种对政治的有限参与，客观上又使蔡元培获得了影响和实践教育理念的资本。
对蔡元培来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他实践教育兴国的舞台又一次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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