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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在里面的。
他们的雅、颂的解释，也极不清楚。
推翻他们的传说的附会的解释的，是郑樵的“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
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
之说。
（见《通志·乐略》，他的《六经奥论》亦畅发是说。
）郑樵以为古之诗，即今之辞曲，都是可歌的，“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之音所以侑祭也。
定《南陔》《白华》《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
得诗而得声者三百篇……得诗而不得声者则置之，谓之逸诗……有谱无辞，所以六诗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
这种解释，自然较汉儒已进了一步，且在古书中也有了不少的证据。
但《诗经》中的所有的诗，果皆有谱乎？果皆可以入乐乎？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且诗之分风、雅、颂，果为乐声不同之故乎？他说：“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
实则孔子固常言：“不学诗，无以言”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可见孔子对于诗之观念，恰与郑樵所猜度者不同，他固不专以诗为燕享祀之用，而乃在明了诗之情绪，诗之意义以至于诗中的鸟、兽、草、木之名，以为应世之用。
据我的直觉的见解，《诗经》中的大部分的诗歌，在当时固然是可以歌唱的，可以入乐的，但如几个无名诗人的创作，如《无羊》，如《正月》，如《十月》，如《雨无正》（俱在《小雅》），都是抒写当时的政治的衰坏（如《正月》等），及描写羊、牛与牧人的情境的（如《无羊》），都是一时间的情绪的产品，绝非依谱而歌的，也绝无人采取他们以入乐的。
（《诗经》中入乐的诗与非入乐的诗，似有显然的区别，细看可以知道。
）所以说全部《诗经》的诗篇当时都是有谱的乐歌，理由实极牵强。
至于风、雅、颂的区别，我个人觉得这也是很无聊、很勉强的举动。
就现在的《诗经》看来，此种分别早已混乱而不能分别，“雅”
为朝廷之歌，而其中却杂有不少的民歌在内，如《小雅》的《杕杜》与《魏风》的《陟岵》，一言征夫之苦，一言行役之苦，如《小雅》的《菁菁者莪》《都人士》《裳裳者华》，及《隰桑》诸诗，与国风中的《草虫》《采葛》《风雨》《晨风》诸诗置之一处，直是毫无差别！
如《白华》，如《谷风》，也都是极好的民歌；“颂”
中都是祭祀神明之歌，似无将所有的颂神诗都归入“颂”
内，而不料许多的颂神诗，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如《大雅》中之《凫鹥》却又不列于“颂”
中而列于“雅”
中。
似此混杂无序的地方，全部《诗经》中不知有多少，现在不过略举几个例而已。
这种混杂无序的编集，不是因为编定《诗经》的无识，便是因为汉儒的窜乱。
我以为“汉儒窜乱”
的假定，似更为可信，因编定《诗经》者，当他分别风、雅、颂时，必定有个标准在，绝不至于以应归于“颂”
的诗而归之于“雅”
，或把应归于“雅”
的诗而归之于“风”
。
汉儒之窜乱古书，与他们之误解古书，是最昭显的事实；所以一部《诗经》如非经过他们的窜乱，其次序断不至于纷乱无序到如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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