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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西洋之伦理学中亦然。
柏拉图分人性为三品：一曰嗜欲，二曰血气，三曰理性。
而以节制嗜欲与血气，而成克己与勇毅二德为理性之任，谓理性者，知识与道德所税驾之地也。
厥后斯多噶派亦以人性有理性及感性之二元质，而德之为物，只在依理而克欲。
故理性之语，亦大染伦理学之色彩。
至近世汗德而遂有实践理性之说，叔本华于其《汗德哲学批评》中，极论之曰：“汗德以爱建筑上之配偶，故其说纯粹理性也，必求其匹偶。”
而说实践理性，而雅里大德勒之Nous praktikos与烦琐哲学之Ius practicus（皆实践知力之义）二语，已为此语之先导，然其意与二者大异。
彼以理性为人类动作之伦理的价值之所由生，谓一切人之德性及高尚神圣之行，皆由此出，而无待于其他。
故由彼之意，则合理之动作，与高尚神圣之动作为一，而私利惨酷卑陋之动作，但不合理之动作而已。
然不问时之古今、地之东西，一切国语皆区别此二语（理性与德性）；即在今日，除少数之德意志学者社会外，全世界之人，犹执此区别。
夫欧洲全土所视为一切德性之模范者，非基督教之开祖之生活乎？如谓彼之生活为人类最合理之生活，彼之教训示人以合理的生活之道，则人未有不议其大不敬者也。
今有人焉，从基督之教训，而不计自己之生活，举其所有以拯无告之穷民，而不求其报，如此者，人固无不引而重之，然孰敢谓其行为为合理的乎？或如阿诺尔特以无上之勇，亲受敌人之刃，以图其国民之胜利者，孰得谓之合理的行为乎？又自他方面观之，今有一人焉，自幼时以来，深思远虑，求财产与名誉，以保其一身及妻子之福祉。
彼舍目前之快乐，而忍社会之耻辱，不寄其心于美学及哲学等无用之事业，不费其日于不急之旅行，而以精确之方法，实现其身世之目的，彼之生涯，虽无害于世，然终其身无一可褒之点。
然孰不谓此种俗子，有非常之推理力乎?又设有一恶人焉，以卑劣之策猎取富贵，甚或盗国家而有之，然后以种种诡计，蚕食其邻国，而为世界之主。
彼其为此也，坚忍果戾而不夺于正义及仁爱之念，有妨彼之计划者，翦之、除之、屠之、刈之，而无所顾，驱亿万之民于刀锯缧绁而无所悯，然且厚酬其党类及助己者而无所吝，以达其最大之目的。
孰不谓彼之举动，全由理性出者乎？当其设此计划也，必须有最大之悟性，然执行此计划，必由理性之力。
此所谓实践理性者非欤?将谨慎与精密，深虑与先见，马启万里所以描写君主者，果不合理的欤？夫人知其不然也，要知大恶之所由成，不由于其乏理性，而反由与理性同盟之故。
故汗德以前之作者，皆以良心为伦理的冲动之源，以与理性相对立。
卢梭于其《哀美耳》中，既述二者之区别；即雅里大德勒亦谓德性之根源，不存于人性之合理的部分，而存于其非理的部分。
基开碌所谓理性者，罪恶必要之手段，其意亦谓此也。
何则？理性者，吾人构造概念之能力也。
而概念者，乃一种普遍而不可直观之观念，而以言语为之记号，此所以使人异于禽犬，而使于圆球上占最优之位置者也。
盖禽犬常为现在之奴隶，而人类则以有理性之故，能合人生及世界之过去未来而统计之，故能不役于现在，而作有计划有系统之事业，可以之为善，亦可以之为恶。
而理性之关于行为者，谓之实践理性，故所谓实践理性者，实与拉丁语之Prudentra（谨慎小心）相似，而与伦理学上之善，无丝毫之关系者也。
吾国语中之理字，自宋以后，久有伦理学上之意义，故骤闻叔本华之说，固有未易首肯者。
然理之为义，除理由、理性以外，更无他解。
若以理由言，则伦理学之理由，所谓动机是也。
一切行为，无不有一物焉为之机括，此机括或为具体的直观，或为抽象的概念，而其为此行为之理由则一也。
由动机之正否，而行为有善恶，故动机虚位也，非定名也。
善亦一动机，恶亦一动机，理性亦然。
理性者，推理之能力也。
为善由理性，为恶亦由理性，则理性之但为行为之形式，而不足为行为之标准，昭昭然矣。
惟理性之能力，为动物之所无，而人类之所独有，故世人遂以形而上学之所谓真，与伦理学之所谓善，尽归诸理之属性；不知理性者，不过吾人知力之作用，以造概念，以定概念之关系，除为行为之手段外，毫无关于伦理上之价值。
其所以有此误解者，由理之一字，乃一普遍之概念故，此又前篇之所极论而无待赘述者也。
（刊1904年《教育世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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