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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how），更应该关心“能否实现”
（kher）。
因此，克拉克将自己的理论探索主要集中在寻找标准的、不能替代的理想化的伦理“工具箱”
上，特别是对发展政策、发展制度等进行标准化的伦理、价值反思上。
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在政策制度与方案的设计、执行中都具有作用”
。
应该以“标准的”
制度伦理对发展政策、发展计划等进行“纯正的”
价值反思，以清理制度行动中的妥协、折中主义。
在克拉克那里，这个标准化的伦理，是“不可消减的（irreducible）、毫不含糊的（unequivocal）民主政治”
，也就是以参与、竞争、对话、开放、法制、分权等为内容的民主制度。
在克拉克看来，向往民主是现代人的“经验主义”
需求，有了民主也就有了自由、平等、人权，没有民主也就无真正的人权与发展伦理可言。
在克拉克看来，贫穷的民主制度要优于贫穷的极权制度，正如富裕的民主制度要优于富裕的极权制度。
建构民主制度必须进行主动的、经验主义的伦理行动，通过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的主动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对已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得到确立的民主政治的广泛跨文化认同，通过标准的制度伦理行动在全球确立真正的发展价值。
可以看到，作为发展伦理学两个主要代表，古莱侧重对发展目的进行学理导向的“理想”
建构，而克拉克则侧重对发展目的进行应用导向的“理想”
建构。
这里，我们并不希望情绪化地指责克拉克的西方制度、美国政治优越论，一般性地指认古莱的抽象人性论。
我们希望从学理上追问这样一些问题：对价值、理想本身的理解是否可以如古莱、克拉克所言的那样“永恒化”
、“纯粹化”
、“标准化”
？是否已经存在、能够存在对理想、价值本身的多样化理解？是否只存在唯一的内涵的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是否存在唯一模式标准的纯粹民主制度？当古莱与克拉克针对发展目标进行理想建构时，他们是否认识到伦理、理想本身的历史性？是否注意到发展伦理问题与现代性、全球化的内在关系？从研究范式看，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发展伦理学是否只应该从理想出发？“理想范式”
是否是发展伦理学的唯一范式？
我们认为，发展伦理学的“理想范式”
有“抽象”
与“具体”
之分。
所谓“抽象”
的“理想范式”
也就是忽视现代性的深层发展规律，从抽象、永恒的原则出发进行理想目标建构的范式。
这种发展伦理研究虽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义，但往往走向道德说教或伦理强权。
所谓“具体”
的“理想范式”
，也就是与“问题范式”
、“规律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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