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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发展伦理问题也就是片面的经济发展、以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学的片面市场信条对全面人性的挤压问题。
另一方面,发展伦理问题也就是人性潜力还没有得到全面实现的问题,也就是伦理学的原则还没有得到真正揭示与普遍接受的问题。
由此,他主张用标准的、全面的伦理学发展原则对片面的经济学发展原则进行改造,主张运用经过澄清的伦理学原则对现实人性进行伦理学训练,以使“伦理原则成为哲学家、创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们识别、鉴别自身作用的内在律令”
。
在桑资(MiguelA.MartinezSaenz)看来,可思波对提升人性修养的强调虽有意义,但却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道德与伦理的区别”
。
桑资指出,“道德是关于我们如何成为自己的问题,而伦理则是关于什么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的问题”
,也就是说,伦理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而道德则主要关注人的自我修养。
桑资主张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正义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关系意义上的伦理原则把握,而“有限反对”
对这些问题进行个体意义上的道德原则分析。
如果说,可思波与桑资侧重于对“发展伦理问题”
本身进行学理分析,那么,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等则侧重于对“具体”
的发展伦理问题进行揭示。
在阿马蒂亚·森看来,在思考发展伦理问题时,应该将“什么方面平等”
置于“为什么平等”
之前。
他主张从人们“实际上可实现的功能与能力”
来具体地思考平等问题。
所谓“功能”
,也就是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做什么和能够怎样生活,包括营养良好、身体健康等自然性功能,也包括快乐、自尊、受人尊重等社会性功能。
所谓“能力”
,就是一个人在各种功能组合中所实际能够做出的选择组合。
政府在帮助弱势群众克服贫困,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等方面中具有不可推卸的伦理责任。
以森的这种“功能伦理观”
为基础,特瑞(DonaldTerry)和罗思(OrlandoReos)等人认为,应该从发展伦理的角度对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市场和民主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刻全面的反思,以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以伦理为内在支撑的发展模式。
其他学者则立足不同学科视野,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伦理关系、国际援助中的伦理问题、伦理与文化、后殖民与发展伦理等众多具体发展伦理问题进行了多向度透视。
比如戴维·莫思(DavidMosse)就在其《培育发展:援助政策与实践的民族志考察》(gDevelopmehnographyofaidpolidpractice)中对国际援助中的捐赠人与基金之间的伦理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民族志研究,从而为“发展伦理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
作为一个以研究“反思的现代性”
、当代社会“风险性”
著称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并没有自觉使用“发展伦理学”
这个范畴。
但从其理论内核看,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却具有鲜明的发展伦理学意蕴。
贝克认为,讨论风险社会“必须预设一种伦理的观点”
[15],“对风险的界定是伦理学……在现代化……内部的复活”
[16];其风险社会理论的根本旨趣在于对现代性进行“价值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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