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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性发展伦理的问题根本所在，正确、辩证、历史地认识资本，也就是正确、辩证、历史地认识现代发展伦理的问题本质。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4]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辩证的历史评价。
在马克思看来，其一，“资本的主体化”
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进步性，是一个历史事实。
其二，“资本的主体化”
具有根本的历史缺陷。
其三，“资本的主体化”
应该被历史性超越。
虽然，“资本主体化”
是现代性得以快速推动的重要原因，资本的发展对现代人的个性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推进，世界历史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积极意义。
但是，在深层的问题与矛盾中，资本不是历来就有的，资本逻辑也不会永远占主宰。
从资本对人的统治到人对资本的控制，在发挥资本作用的基础上超越资本逻辑，是解决现代性条件下发展伦理问题的必然路径。
对中国而言，在应对诸多发展伦理问题的实践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在运用资本手段，发挥资本历史作用的同时，又克服、超越“资本的主体化”
，避免资本成为全面社会生活的唯一规则、社会价值的唯一中心。
在马克思看来，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是“资本伦理”
得以产生、延续的“生产”
基础；不断克服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是历史性、阶段性的解决现代性发展伦理问题的必由之路。
所谓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
，也就是在制度理念上漠视、否定劳动的社会性，在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上漠视、放弃对社会总生产的自觉调控，而放任私人劳动、劳动私人性的无序化、无限度推进。
以资本为主体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对立，是理解、解释、超越现代性发展伦理问题的根本基点。
贝克认为，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根本风险性在于，面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现代社会在整体上却处于个体化、无组织状态，他称之为“集体无意识”
意义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
“我们生活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背景下。”
[5]但是，贝克只是指出了问题，却没有看到问题产生的根源。
我们认为，产生“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现象的深层原因，正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制度性分裂。
其所谓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条件下社会生产、社会运行的局部有规则、总体无规则。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6]。
资本的唯一目的是逐利，资本逻辑的“天然”
本质也就是整体运行无规则。
资本对社会生活的垄断，资本伦理的制度化——对私人劳动而非社会劳动的制度性确认，必然导致社会整体关系的混乱，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全面紧张，导致发展伦理问题的全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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