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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可选择性，是作为选择论的发展伦理学具有反思性、“反自身性”
的重要表现。
确认发展伦理学自身的形态多样性、可选择性，是从深层次上确认不同发展主体文化主体权、理论话语权的内在要求。
明确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可选择性，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生态关系”
。
第一，“用伦理理解发展”
与“用发展理解伦理”
的生态关系。
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往往更加注重用伦理来评价发展，而相对忽视用发展来定位伦理，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发展性，发展与伦理、现代性与发展伦理学的生态互动。
其一，没有现代性的推进也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伦理研究，在本体论意义上，发展伦理学是对现代性发展问题的自觉回应。
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选择难题、选择困境的集中涌现，是发展伦理学兴起的根本原因。
其二，发展伦理学的系统构建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发展本身的问题、趋势、规律。
发展伦理学对价值向度的自觉强调，有利于我们确认一种价值与发展相统一的现代性推进路径。
其三，现代性的多范式性、综合性，为发展伦理学学科生态的多样性提供了社会存在论基础；发展本身的阶段性转换，必然推动发展伦理学学科样态的生态转换。
总体上，现代性、伦理学、可选择性三者的关系是：现代性是发展伦理学产生的本体论原因；现代性之可选择性是发展伦理学之可选择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而多样、可选择发展伦理学“学科生态”
的深层构建又会推进人们深层确认现代性本身之可选择性。
第二，发展伦理学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生态关系。
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理想范式”
，以确认理想的发展目标、手段及其关系为特点，比如古莱的发展伦理学；二是“问题范式”
，以揭示发展实践与发展理念为问题的特点，比如可思波与阿马蒂亚·森的发展伦理研究；三是“制度范式”
，以揭示目标发展制度中的问题及倡导合理的发展制度为特点，比如克拉克的发展伦理研究。
在《发展伦理学的范式研究》一文中，笔者认为，发展伦理还存在一个基础性范式：“规律范式”
。
“规律范式”
的特点在于揭示现代性转换、发展的具体规律，从社会规律这个层面揭示现代性的问题原因及其解决方式。
以上范式具体关联、历史互动，构成一个具体的、过程性的、可选择的发展伦理学“范式生态”
。
发展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可选择性，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发展主体、不同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要求对四种范式进行选择、综合，更表现在人们可以根据发展实际与学科推进情况发展新的范式。
“范式学”
意义上，发展伦理学的学科活力正源于新范式的不断产生，不同范式的生态互动。
第三，发展伦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生态关系。
虽然，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学者都认识到发展伦理学本身的交叉性、跨学科性，但从实际发展看，发展伦理学呈现出一种比较强烈的体系化、固化倾向，基本上形成了以人性、自由、公正、平等等为概念体系，以世界贫困、国际救助、发展代价等问题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发展伦理学体系。
比如，可思波就认为，构建范畴体系，是发展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我们不抽象反对发展伦理学的范畴体系的独立化，但问题在于，当发展伦理学努力构建自身独立地范畴体系时，如何保持与其他学科的生态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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