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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文化的深层尊重。
第三，多样并存意识。
对多样文化的不断实地体验、实地研究，使人类学不断走向文化人类学，走向对多样文化合理共存的自觉确认，走向对多样并存的自觉确认。
而多样并存意识一旦形成，一旦自觉化，又成为文化人类蓬勃发展的巨大翅膀，为文化人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观念支撑。
多样并存意识，是作为文化相对论的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特质。
在哈维兰看来，不管是从产生、过程还是从历史结果看，人类文化一直是多样并存的。
从未存在过单一文化单独存在的文化格局。
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全球化，也并没有改变多样文化并存的可能基础。
这种多样性，不仅源于不同地理环境下，人们必然形成不同的调适方式，也源于人类文化的历史传承性，更源于人类创造本性的现实方式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文明样态的多样性并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性特征。
多样文化的实际共存，是文化人类学必然具有文化批判、文化反省意识的社会实在论基础；在文化批判与文化反省中，对多样文化共存进行深层文化确认、合理性确认，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归宿。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的这种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识，对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有利于发展伦理学文化态度的深层自觉。
从现象上看，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比较强调多学科交叉，强调对不同文化主体平等地位的尊重，强调不同文化主体都应该得到发展。
但这种对平等的所谓强调却是以西方技术、西方生活方式、西方社会制度的普适性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强调文化平等的同时，当前的发展伦理学实质上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
目前，发展伦理学存在文化平等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内在紧张，表现为：其一，没有确认不同文化主体的历史主体地位，最多只是把发展中国家视为文化调整性的思想资源，而没有认识到确认其发展主体地位，没有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发展已然发生的重要作用。
其二，在发展的手段与发展理念支撑上，强调西方技术、西方实践的普适性，存在于西方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其三，在发展方向上，往往以西方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样态，非反思地把西方式民主模式、西方式经济模式以及西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作为所有国家发展的目标。
其四，在对发展现状的理解上，往往采取对立式思维，忽视东方社会的社会构成特点，想象性的区分、夸大东方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对立性、异质性，以西方社会理念为视野来观察东方社会，漠视东方社会结构的历史合理性。
我们认为，缺少自觉的文化批判、文化反省意识，没有对文化态度，特别是发展伦理学自身的文化态度进行自觉地批判与反省，是古莱等西方发展伦理学自觉或不自觉走向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原因。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所内含的丰富文化反省意识，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文化态度的自觉化。
其一，系统整体意识的确立，有助于发展伦理学确立更加宏观的研究视野。
应该说，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也具有一种整体意识，即从对人的理解出发，强调所有的发展都要以人的价值为导向，以人的广泛参与、人的生活的普遍提升为导向。
但这种整体意识，却缺少全景性、过程性，缺少对多样文化的深层尊重，以对人的标准化理解为基础，这样的所谓整体意识其实具有深层的文化强权性。
过程式、全景式的整体意识的确立，对克服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的视阈陷阱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深层比较意识的明确，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树立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
应该承认，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了比较意识，比如，古莱、克拉克就比较强调要尊重欠发达国家的文化借鉴意义。
但这种比较意识往往止步于技术层面，而没有进入对自身文化态度、文化优越感的反思。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以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为指向的比较意识，无疑将推进发展伦理学的比较意识的不断内化。
其三，多样并存意识的自觉，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明确其学科目标。
为了所有人的更好的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重要目标，但目前发展伦理学在设定这个目标时，没有对发展本身的文化多样性，发展基础、过程及目标的文化多样性进行自觉反思与文化确立，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西方中心论。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对多样文化的历史与必然性共存的文化确立，无疑有助于发展伦理学更加合理地设定其学科努力实践方式——所谓好的发展，也就是不同文化主体可以以多样发展模式构建的全球发展公正性。
（五）文化进化论、文化相对论与发展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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