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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对发展伦理学的意义是正面的、积极的，其所内含的文化态度、研究视野等对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但也应当看到，哈维兰文化人类学也存在一些深层问题，比如，没有自觉的规律意识，有走向没有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解存在问题等。
其核心问题是，作为其理论核心的“文化相对论”
是否有可以商榷之处？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文化相对论与文化进化论的关系？反思哈维兰文化人类学存在的问题，无疑也将有助于深层发展伦理学的系统建构。
哈维兰认为，其文化人类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相对论。
毋庸置疑，哈维兰的文化相对论具有重要的进步甚至“思想解放”
意义。
文化相对论也就是文化多元论、文化多样论，其核心特点是倡导不同文化样态是一种平等的共存、对话关系，认为各种样态的文化都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
文化相对论是相对于文化绝对论、文化一元论而言的。
所谓文化绝对论、文化一元论，也就是西方中心论及其他类型的自我优越论、种族中心论，其核心特点是认为只有自身的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优秀，其他文化都是不重要的、有问题的甚至劣等的、应该消失的。
在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仍然甚嚣尘上的语境下，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的思想家，能够反思、反省自身的文化优势地位，自觉地批判西方中心论，并尊重、承认其他民族的文化主体地位，这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哈维兰的文化相对论在整体上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但问题在于，在哈维兰那里，存在“进化论”
与“相对论”
的内在紧张。
一方面，哈维兰认为，文化都是进化的、发展的、创新的，没有进化、创新也就没有文化生态的持存；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所有样态的文化都是调适的产物，不同文化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优劣之分。
可以看到，当哈维兰倡导文化相对论时，他实质上否定了文化进化论，否定了文化进化过程是一个有规律的优胜劣汰过程；当在其认同进化论时，他又必须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对发展的标准、评价文化的标准进行设定，实质上导向对相对论的否定。
哈维兰曾指出，“如果人类学家要防止被推向荒谬的文化相对主义‘什么都行’的立场，他们仍须避开根据种族中心主义的标准来判断其他文化习俗的陷阱”
[50]。
从这里可以看出，其一，哈维兰自己已经注意到其文化相对论可能会走向没有判断标准，什么都行；所以他希望确立某种判断标准以克服这个问题。
比如，他认同人类学家沃尔特·戈德施米特的观点：判断一种文化合理性的重要标准是“特定文化怎么能满足由它指导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物质和心理需要”
[51]；并认同其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指标，如营养状态、人口结构、社会安全、资源环境等。
其二，即使在希望确立这些相对固定、甚至可以定量的指标时，哈维兰仍然马上提醒人们，要避免用自身文化的标准来框定、衡量其他文化，要避免落入种族中心的价值陷阱。
可以看到，在哈维兰那里，实质上存在标准与非标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停滞与发展的内在紧张。
这种紧张在本质上也就是文化进化论与文化相对论的内在紧张。
也就是说，虽然哈维兰也采用了进化论的一些观点，但在本质上、总体上，他并不同意甚至是在自觉地拒斥进化论。
正是这种拒斥使其文化相对论一定程度上导向了没有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
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进化论、发展论在本质上是对自然与社会发展过程的科学反映。
虽然人们对进化论有不同的争论，但进化论的基本论断——自然发展、社会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科学的、正确的。
如果说，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那么，在进化与规律呈现的过程中，必然会淘汰一些不再能够适应复杂环境、适应发展的生活方式、文化样态。
也就是说，从发展的眼光看，人们是可以对不同样态的文化进行具体的“质态”
比较的。
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文化样态就是具有一定客观优势的文化。
发展本身就意味着要淘汰一些落后的、不能适应规律要求、发展趋势的东西，包括具体样态的文化。
我们认为，应该辩证借鉴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既吸引其优点，也反省其问题，建构一种真正的深层发展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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