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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人口增长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本矛盾。
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几个重要关节点，而这几次革命在本质上都源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其基本意蕴都是一种经济革命。
也就是说，没有经济基础的增长，也就没有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
在这个意义上，以新技术、新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革命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
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历史阶段与竞争语境下，人们选择以经济为中心，甚至经济中心主义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第二，发展是传承和交往、自我创新与借鉴学习的具体统一，开放和交往是推动发展的基础力量。
本特利认为，“传统”
和“交流”
是理解人类发展、全球发展的两个核心范畴，“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概言之，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做出解释”
[18]；“‘传统’主题，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的组织、维持和衰落”
[19]；“‘交流’的主题就是关注于交通运输、贸易往来和交互影响等能够维系某个社会组织与其相邻组织和周围更广大地区联系的手段和方式”
[20]。
一方面，发展是不同文明主体相互独立的自身成长过程，是具体文明主体形成和传承其特色、传统、民族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发展又是不同文明主体相互借鉴、学习技术、生产方式、组织方式等文明要素的过程。
在世界文明转换中，保持开放性，敢于创新，善于交流、学习，是导致一个文明主体崛起、强大的重要原因，比如，古典时期的波斯、中国、印度、希腊—罗马以及近代以来的欧洲，其崛起都与开放度成正比；反之，忽视创新与交往，走向内聚与封闭，往往与具体文明的衰落相关，比如，17世纪至19世纪的中国、日本、穆斯林帝国，其衰落都与其开放度成反比。
[21]
第三，文明多样性、开放性是发展的基础性构架，对世界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正是在多样文明的相互碰撞中，人类历史才得以曲折前进。
从公元前3500到前500年的早期复杂社会，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的古典社会，从公元500年到1000年的后古典时代，从公元1000年至1500年的跨文化交流时代，到1500年以后的全球化时代，以至当代世界，综观世界历史，从远古到现代，多样性一直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构性特征。
可以说，对世界整体而言，没有了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没有了世界的发展。
同时，对一个地区来说，保持文明的多样性也是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前提。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欧洲之所以成长为近代世界的重要主导力量，正得益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大陆建立了多样、相互竞争的社会文化生态。
文明的多样性，对世界与西方的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在以上意义上，可以说，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内在本质性特征，没有文明的多样性，也就没有人类文明。
作为以发展为关键词的新兴伦理学，发展伦理学以对发展进行问题反思、价值评价、理想建构而闻名于世。
可以说，发展伦理学也就是一门发展价值论、发展意义论。
但问题在于，发展价值论、发展意义论是否需要以发展本质论为基础？我们认为，发展本质论是发展价值论的基础，没有合理的发展观也就没有合理发展伦理学。
但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并没有对发展本身进行自觉的理性反思，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发展本质论。
比如古莱、可思波、克拉克等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往往不区分、甚至混淆发展与发展价值两个范畴，非历史地要求发展实践、发展进程符合抽象永恒的发展价值。
比如，他们往往片面、非历史地强调人的价值主体地位，非历史地批判经济中心主义，非历史地倡导某种所谓理想的发展制度。
发展观的缺失，深层阻碍了发展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新全球史”
内涵的“历史发展观”
对夯实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拓宽发展伦理学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合理的经济观是发展伦理观的重要基础构成。
没有对经济基础的合理认识，没有对经济的基础作用与经济中心主义的历史区别，也就没有合理的发展伦理学。
发展是以经济进步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系统推进，没有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就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平等、公正、尊严、人权等发展价值、发展理想、发展伦理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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