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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为以歧视东方为重要内容的西方中心论的最早源头，但在于波斯、斯巴达、马其顿的竞争中，雅典民主制却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失败。
再比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以自由、平等为价值理想的欧洲逐渐成为近代世界文明的中心。
但当欧洲国家努力将自身的价值理想向全球推广时，其结果却是战争及自身中心地位的逐渐丧失。
也就是说，在“新全球史”
视野中，任何价值都是历史的、具体的、有边界的，并不存在永恒、绝对、可以全球推广的普适价值。
推广所谓的普适价值既伤害别人也伤害自身。
对发展伦理学这样一门以价值研究为核心的学科而言，认识价值的历史性无疑意义重大。
具体而言，表现在：其一，对如何认识与实现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人的尊严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条件论与实践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人的本质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24]。
一方面，对人尊严的确认，对人价值主体地位的认识，不能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另一方面，推进人的尊严、主体地位发展的最根本条件是推进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
其二，对如何认识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能仅仅指个体之间的平等，更为根本的平等是人群、种族、民族之间的平等。
“以全球史观透视历史，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考察每一个民族为人类所做的贡献。”
[25]另一方面，任何发展都是一个有代价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平等的实现需要具体历史条件，脱离历史条件追求抽象的平等往往会阻碍发展、危害自身。
其三，对如何认识和实现制度的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制度的公正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理想目标；另一方面，又并不存在一个唯一模式的公正制度，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探索具体的公正制度，是推动发展制度合理化的重要实践选择。
历史观决定价值观，历史观的迁移决定价值观的转换。
历史是人们形成正确价值观、认识价值本身的根本出发点。
只有从历史条件、历史发展趋势出发，才能确立合理的可实现的发展价值、发展理想。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每个时代都重写它的历史。
我们认为，每个时代也都重写它的理想、重塑它的价值。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提出超越时间的终极价值、终极理想。
从历史本身出发，以正确的历史观为基础，形成并确认正确的价值观，是新全球史“历史价值论”
对发展伦理学重要方法论启示。
（六）新全球史的“历史辩证法”
与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
对发展伦理学特别是中国发展伦理研究而言，“新全球史”
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应该强调的方面是：用辩证过程思维而非线性、静态思维理解历史，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发达—落后”
辩证转换的“历史辩证法”
。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本特利、斯特恩斯等人看来，并不存在永恒的先进，也不存在永恒的落后，文明主体间的先进与落后往往发生戏剧性的历史转换。
从目前看，主要经历了四次转换：（1）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中东曾经是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但这一高度发展的中心在从古代文明到古典文明（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的转变中落后了。
正是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些原先比较落后的所谓边缘地区，在古典时期成长为有创造力的重要文明中心。
（2）欧洲大陆的中世纪时期（公元500年—1500年），“西方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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