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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中国则是世界总体格局中的发达地区。
“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任何文明，并认为外国人是‘野蛮人’。”
[27]（3）全球跨文化交流时期（公元1500年—1800年）一直到革命和工业化时期（公元1750年—1914年），西方则逐渐成为发达地区、世界文明的中心，中国、印度等则逐渐成为发展格局中的边缘地区。
（4）1914年以来，世界的总体格局进入新的转换期，西方的衰落、东方的再度崛起，成为新的历史课题。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过分扩张和消耗，欧洲文明这个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中心开始走向衰落，“1914年以来的世界历史既是西方成功的历史，也是西方衰落的历史”
[28]，“21世纪既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反乌托邦的，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纪”
[29]。
未来世界是否会形成新的发达—落后、中心—边缘格局，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本特利、斯塔夫里阿诺斯等看来，竞争与比较中，自然条件、技术经济、社会体制、文化宗教等因素综合决定着不同文明的相对发达、落后及其历史转换。
斯塔夫里阿诺斯借用人类学家的研究，将这种发达与落后相互转换称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
“该法则认为，最具适应性、最成功的社会要在转变时期改变和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是极为困难的。
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会更有可能适应变化，突飞猛进。”
[30]
综观本特利等“新全球史”
学者对“发达—落后”
历史转换的研究，文明主体在发展进程中落入“发展陷阱”
，从发达转向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但有规律可循。
“发展陷阱”
的形成既源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更是由于主体自身的不足。
发达地区落入“发展陷阱”
的内因主要有：观念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心理上骄傲自满、盲目自大；体制上封闭保守、丧失活力；技术上陈旧落后、缺乏创新；行动上畏首畏尾、缺少决断。
当历史条件、外部环境、特别是对潜在竞争者的实力比较发生改变时，这些潜在的落后内因，便会转化为显在的落后现实。
从落后转向发达、从发展走向更好的发展，也有规律可循。
发展是全面的、系统的、多因素的，任何一个主体要实现发展或保持继续发展都离不开对自身“起飞点”
的不断探索、不断凝聚。
或者是发明、学习特别是关于使用、推广新的技术，如古代中国对造纸术等的发明、使用；或者是形成适合自身的治理体制，如古希腊时的民主制；或者是形成、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如近代欧洲对现代商业体制的探索；或者是形成更加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新观念，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对世俗生活的重新理解；等等。
正如本特利、斯塔夫里阿诺斯等所指出，对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发展主体而言，都不存在一个永恒的固定的“起飞点”
。
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探索新的“起飞点”
，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条件。
“新全球史”
所揭示的“发达—落后”
实践转换的“历史辩证法”
，对发展伦理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发展伦理实践构建而言，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对理解发展伦理学甚至世界知识格局的总体转换有重要意义。
虽然，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伦理学研究包括诸多人文学科还处于相对边缘状态，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发展伦理学、中国知识经过中国人的努力在未来不会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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