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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认为，这种以现代性为中心的观点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这个观点反映了人们对经济中心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发展目的从物质发展向人的发展的转换，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具有深层次问题，本质上是经济中心主义宏大叙事与效率叙事的一种深层贯彻。
经济中心主义的方法论特点就是追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更加现代。
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只不过是将经济中心主义的思路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而已。
也就是说，从根本视阈看，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扩大了的经济中心主义，拓展了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推进现代性，而不是反思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理想现代性理论。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本身、现代性本身是否有问题。
如果发展本身、现代性本身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发展伦理学以这种扩大了的现代性为视阈指导实践只会导致更大、更多的问题。
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现代性具有深层次的问题。
这一点，正如科布教授等学者所指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以效率、财富、规模等为理想的基础路径、基本思路存在问题；现代性的问题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拓展现代性，而是超越现代性，从现代性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性。
也就是说，只有从研究视阈这个根基处走出现代性、超越现代性，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伦理社会。
而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显然仍然在现代性的思路、框架之内。
当克拉克主张更加积极、甚至粗暴地在全球建构美国式民主时，其本质是希望使这个世界更加有效率，更加现代。
当古莱主张全人类都有权利过上美好生活时，其本质也是使地球每个角落都更加现代。
我们认为，没有基本视阈的转换与调整，不从基本思路、研究视阈这个层面超越现代性，发展伦理学走不远。
第二，关于发展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虽然，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研究者基本上都主张对发展进行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整合研究。
但是，从实际状况看，发展伦理学并没有真正实现整合研究。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发展伦理与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全球伦理的关系、区别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人们往往认为，研究经济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等问题，就是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发展伦理研究者眼中，发展伦理也就是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简单相加。
这就带来两个密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
其一，如果发展伦理学就是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简单相加，那么，发展伦理学的学科个性是什么，发展伦理学存在的学科合法性是什么，发展伦理是否还需要存在？其二，进行整合研究是否等于做简单的加法，对于发展伦理学来说，如何才能真正走向整合研究？
我们认为，现代性可以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要素，但现代性并不等于这些要素的简单相加，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整体性的人类发展阶段，是一个整合性的精神文化样态。
虽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是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式，但无论如何，发展伦理学并不等于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与全球伦理的简单相加。
在本质上，近代工业文明、市场文明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问题整合并从属于现代性问题，只有从批判现代性这个视野才能真正看清近代以来的现代社会。
在研究方法上，“只有跳出现代性才能看清现代性”
，也就是说，只能以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为视野，才能实现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问题的深层、整合批判。
也只有深入到现代性的精神文化批判这个层面，发展伦理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具有学理个性的学科，才能在方法论层面获得学科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也就是现代性本身，以建设性后现代为视野批判现代性是发展伦理学真正走向整合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前提。
第三，关于发展伦理学的文化态度。
在文化态度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存在一元论与多元论、平等论与霸权论的内在紧张。
一方面，目前的发展伦理研究者往往主张人性、人权的平等，甚至主张不同历史背景的人都有决定其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的权利。
另一方面，持有这种主张的发展伦理研究者又往往走向西方一元模式论。
比如克拉克，当他主张多元文化视野时，他是一个理论上的多元论者，但当他主张应该更加粗暴地建构现代民主制时，他又是一个实践中的一元论者。
一方面，发展伦理研究者往往主张发展伦理学是多学科的、交叉的、跨文化的、开放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把发展伦理学本身作为救世主看待，对发展伦理学本身的限度没有自觉的认识，从而使发展伦理学表现出某些救世主、“自大狂”
的倾向。
这种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使发展伦理学本身在批判经济话语霸权的同时自身却走向了文化霸权、伦理话语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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